本地人靳勒 改造农村，不仅仅是扶贫

我在和艺术家靳勒聊起他小时候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时，老靳感觉那时候大家都是穷孩子，自己吃不饱还惦记着能给台湾小朋友留一口，贫下中农最光荣，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时候，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永远都是这一片山，这一条小路，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出生在农村的人，到了城里，或多或少会有自卑感，自己知道自己是农村户口，与城里人是不一样的，“你穿的，你吃的，你住的都有区别，你会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这种认识直到结婚生子了才会慢慢会好转。不知道是环境还是其他什么决定了这种不平等，你喝水不方便，你走路不方便，你上学不方便，你没有机会挣钱，吃不好、穿不好，没有钱盖好房子，你看不了电影，也看不了美术馆！你不可能有自信也不会有自尊，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农民。你努力了运气好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地方。每年回到这里你发现除了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

“在今天，能够为村庄、为村民做事的艺术家太少了，石节子村的情况与其它乡建艺术项目最不同的是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要了解他们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要融入其中。”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土生土长的艺术家靳勒，是80年代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2007年召集石节子村4名农民去德国参与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作品《童话》开始，在2009年正式创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村有十三户人，村美术馆也就有了十三个分馆。他被村民看作是能人，被村民选为荣誉村长。在靳勒看来“改造农村，不仅仅是扶贫”。 用艺术改变乡村从想法到实践，一晃已经8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政府一直在关注农村，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精准扶贫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很缓慢的，还没有从文化艺术上去研究及实践，这样艺术家才有了机会，艺术家自身也在不断的反思，艺术还能够干什么，让艺术与村庄、艺术与村民才有可能发生关系！”从靳勒自己的经验来看艺术家能够介入到“乡建”的工作中来，看看艺术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用艺术的方式改变这个村庄。

从2008年靳勒就想好了在石节子村建立“石节子美术馆”，石节村的自然现状和村民鲜活的生活、建筑都是美术馆的一部分。他说：“艺术和村民的问题一直延续的。村民们的自尊、自信、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都因艺术家的介入而发生改变。2010年举办了‘石节子电影节’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乡政府主动为村里拉来了3车水泥，把脚踩了上百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2014年村里拉上了自来水。我们尝试把村庄里的东西作为材料制作作品。2012年把花椒树枝、花椒籽、花椒、土块组合在一起创作了《石节子山水》。去年把村里的红土、黄土、果树枝、村民的毛发、衣服布条通过泥浆揉合在一起制作了《基因棒》作品，同时获得了收入。”

虽然，石节子村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比较还很缓慢，老靳仍然在为这种差距持续地努力着，从去年开始忙着联系西安美术学院和德国大使馆基金怎样利益石节子村民的事。

建筑师何崴 从单一向多元身份的转变
 

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模型
 

《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这个项目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村大湾，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全国贫困县——河南信阳新县（距信阳车程2小时、武汉2。5小时）西河村。西河村距离县城约30公里，是山区中的一个自然村。村庄一方面具有较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风水山林、清末民初古民居群、祠堂、古树、河流、稻田、竹林等；另一方面，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缺乏活力，空巢情况严重，常住村民大多为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村民。这个项目的主持建筑师何葳在实施《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的项目时，真正体验到了农村问题的复杂，他说：“在城里做建筑项目，第一，甲乙方关系是比较明确的。你为谁服务是明确的。设计任务是比较明确的，建筑就做建筑的事，室内就做室内的事，平面设计师做平面设计的事，界线是比较分明的。但在乡村不是这么回事，乡村在这些乡村建设中政府是和你是有一定的甲乙方关系，同时真正房子拥有者就是乡村的拥有者可能和未来的经营者有的时候是农民，有的时候是民间资本，他也是相当于是甲乙方的委托关系，这个过程中他处理这种关系上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村民活动中心
 

第二层难点就是设计界线不太清晰，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因为我们的业主或者是委托方是村子里边，其实是和农民打交道，对于农民来讲，他认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由你来统筹，都和你有关。当地农民对行业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他认为你作为设计师，这些事你都能做而且都应该做，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建筑师不但要做建筑还要做室内，不但要做室内还要做展陈，不但要做产品还要做VI，这个事情就变得其实就变得你必须具有一个全方位的斯威尼才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乡村复兴的一种设计。
 

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平面图
 

第三个难点最大的区别这个过程中非常难的就是说因为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能要协调很多关系，不但要协调和政府的关系，你要协调和业主的关系，同时你还要面临着协调和村民的关系，因为在农村里面很有可能任何一个过程中可能就触及到了邻居或者是旁边的农民的利益，农民就会来跟你来理论，甚至有可能会来直接就来，直接就产生冲突，过程中你必须要和当地的人和整个团队一起想办法解决的事情。”
 

改造后的南立面

改造后内院和新建连廊
 

“西河”项目基地位于村庄南侧，占地30余亩，原为1950年代的粮库——西河粮油交易所。基地内现存建筑5座，双坡顶，砖石结构；2座为粮仓，体型硕大，空间封闭，3座为后勤用房。建筑保存较完好，但已基本废弃。这个公益设计项目旨在通过优秀的设计，改变贫困村庄的现状。建筑师希望通过对原有闲置建筑的空间改造和功能重置，为村民提供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同时植入新的文化项目（反映当地农业的微型博物馆）和餐厅，拉动村庄经济，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为避免设计师的个人创意与当地人文地理景观的冲突，他们采取了“弱建筑概念”，并且以尊重当地为基础，全部工艺、材料、劳动力都在本地解决。

虽然现在唯一让何葳遗憾的是为西河乡做的产业策划还有一部分没完全实现。他们现在也在积极地推动，能够从整体建设的角度让原定的产业策划继续完善。另一方面，何葳和团队也尊重当地村民的选择，根据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做调整。

外来人左靖 古建保护与民艺结合

安徽省黟县碧山村是众多著名的徽州古村落之一，这里“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共有面积58。5平方公里。村内现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百余座。从2004年艺术家欧宁开始构想、调研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想法，到2011年艺术家参与碧山的乡建实践正式启动至今已经5年了。
 

碧山书院

碧山书院
 

“在这么几年可能跟以前的思想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是处在一个不了解乡村状态下做的一个乌托邦的构想，当你接触乡村以后，接触到乡村现实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你所想像的，我们就会根据现实来调整我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发现在乡村施展身手的空间很小很有限，我完全是个体，又没有资本的参与，就会发现无论是事情的推动，还是跟政府的交流沟通方面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我们的空间会很小，当然造成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原来把在城市里做当代艺术的方式，照搬到乡村去，虽然总的来说有非常好的介入方式，但是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乡村现有的条件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影响了乡村既有的秩序，必然会会遭到反弹。”作为外来人，左靖和其它进入碧山的艺术家在经历了5年来的种种波折后感受颇多。

左靖就是安徽人，他的家乡离碧山不远。碧山乡建实践发起人之一左靖说在碧山当地人看来，作为外来艺术家们的进驻，与碧山历史上前两次是以生存为目的外来人口迁入不同的是：这次艺术家们的迁入是“逆城市化进程”的时代反思。碧山的乡建实践通过让知识分子、艺术家与农村居民共同协作，试图提供一种新的乡村建设思路，从而避免农村被简化为旅游景点或迅速地被城市吞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乡村建设的参与，既要接续民国以来的乡村建设传统，又要发明新方法。左靖、欧宁等人也相继在碧山买了房子，以“当地居民”的身份继续进行调研。

由于左靖一直在做当代艺术的策展工作和运营当代艺术机构的工作。前不久刚刚做了一个独立影展，是关注乡村的，土壤污染的，工业化生产的等等问题，也都跟乡村有关系。所以在他看来，乡建并不是单一的手工艺或古建筑保护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系统。他认为：“只要你在一个系统里面工作，你会觉得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你要开拓的领域非常大。”

“我这个团队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第一，是古建筑的保护和再生利用；第二，是民间手工艺的挖掘、整理、出版和展览。”左靖在概括地讲自己所做的工作时讲道。“我们通过自己的修缮把它修成适合现代人居住的地方，这种修缮其实我觉得对村民也是一个教育，村民认为老房子已经不适合住了，越不适合住越没有人住，这就是恶性循环，大量的房子就是被闲置，每一次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房子就不断地开始倒塌。”左靖在与碧山相距不远的关麓村买下一栋老宅，并改造成“关麓小筑”，定位成关注本地文化，特别是本地手工文化的民宿。

 
碧山供销社改造的“工销社”

碧山理农馆
 

欧宁的牛院儿、理农馆、左靖的碧山书院、关麓小筑、先锋书店的碧山书局、诗人郑小光、寒玉的猪栏三吧，散落在碧山的这些原有建筑被重新赋予新的功能和内涵后被再造出来，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今，大约有30余幢建筑（社会空间的主要形式），包括家祠、厂房、仓库、民宅、供销社等，计划改造、或已经被改造，并被赋予不同的功能。一轮新的空间生产开始发生。参与者的先后顺序大致是诗人、策展人、乡村建设者、书商、建筑师、设计师、媒体人、古建爱好者、民宿经营者，以及闻讯赶来的精品酒店开发商。

避免程式化和过度开发

何崴在乡建项目的实施经验中感到：“在中国农村的虽然各个地方有他的独有性，但是在某些地方是有共性的，而这个过程中作为下乡的建筑师，我觉得他必须要适应中国农村的现实，不能够把城市的模式简单地复制到农村去，如果你简单地复制往往是不成功的，或者甚至是对农村是有伤害的。”

最近，左靖看到《纽约时报》把贵州评为2016年中国最值得去的两个地方之一，但对于贵州的评语是：因为它没有开发大众旅游。潜台词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开发大众旅游，所以认为它是最值得去地方。文章后面就说贵州这几年随着交通的发展，旅游收益，来贵州参观的旅游人数逐渐在增加，旅游在节节高，变成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因为保护了这里村庄原生态的自然、人文，没有大众旅游才变成大家都值得去的地方。左靖认为：“现在如果拼命发展旅游，就是在自毁，变成一个没人想去的地方，变成每个村子都在卖义乌的小商品，每个村子的农民都在开农家乐，变成中国式的过渡开发，消迷传统村落文化。这是大部分村民没有意识的。他们认为一定要开发旅游钱挣，而我们的身份不是做商业的，我们没有能力让村民发家致富，为什么要把这些我们没有能力的事情强加在我们头上呢，我们能大包大揽吗？不可能，我们只能做复兴公共文化，拯救手工艺，改造古建筑，这方面是我的强项。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村民怎样发展经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改变村民的观念，把乡村的文化保护下来难道不是更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