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日记也许表明，他不喜欢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在1976年12月的一篇日记中，沃霍尔回忆起在纽约的一次晚宴派对上，他碰见一个他和埃夫登都认识的女人。

“我们谈起埃夫登多么可恶，”沃霍尔写道，“她说这个人只要一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对对方置之不理。我对她的话表示赞同，然后每个人都对我嚷嚷，说我也是这样的。”

不管埃夫登和沃霍尔之间有多少敌意，两人都已去世，而今伦敦加戈西安画廊(Gagosian Gallery)正在举办一场关于他们两人的展览。这场展览持续到4月23日，展示沃霍尔的33幅丝网印画和埃夫登的22件作品(其中包括一个69幅肖像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四联画》，1986年。

乍看上去，把他俩放到一起有点别扭，就像把不同艺术门类里的两个巨人放到了一起。

但是这二人的背景和早期事业轨迹很相似。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相差5年)出生在东欧移民家庭，都是在纽约时尚界起步，都曾为邦威特·特勒百货公司(Bonwit Teller)和《Harper’s Bazaar》杂志工作。虽然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埃夫登从时尚摄影转向肖像摄影，而沃霍尔成了画家、电影制作人和波普艺术中坚——但他们都进入相同的纽约艺术圈，经常描绘同一群人。

加戈西安画廊展示他们的这些相似之处，把绘画和摄影的等级区别抛到了一边，热切地把他们描述为两位同等地位的艺术家，从不同角度记录类似主题。从商业角度讲，把他们的作品放到一起展览也算合理：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其中一位(埃夫登)的优势是作品相对便宜一些。

展出的埃夫登的大部分作品和沃霍尔的一些作品可供出售，加戈西安画廊称售价从数万美元至数百万美元不等。

办联合展的想法是2011年埃夫登基金会(Avedon Foundation)选择加戈西安画廊作为独家代理之后产生的。埃夫登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拥有埃夫登的照片、底片和档案，通过销售印刷作品筹资。纽约加戈西安画廊的主管卡拉·范德·韦格(Kara Vander Weg)说，该画廊想把埃夫登与一位艺术家联系起来，“改变人们对摄影的看法以及摄影在世界上的地位”。

伦敦加戈西安画廊的主管马克·弗朗西斯(Mark Francis)曾执掌匹兹堡的沃霍尔博物馆(Warhol Museum)。他说这两位艺术家是“记录他们那个时代的天使”。

弗朗西斯说：“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们都无法理解如今的视觉世界。所以我觉得，不管从历史角度还是意象角度，我们都不是强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展厅的主题是权力。主墙上是埃夫登从1976年起创作的作品《家庭》(The Family)，共包括69位美国著名人物的肖像，比如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和他的母亲罗丝·肯尼迪(Rose Kennedy)，以及年轻时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他胳膊下面夹着公文包。其他墙上挂着沃霍尔描绘的同时期的人物，包括毛泽东、伊朗国王和他的妻子和姐妹。

隔壁展厅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家庭，包括埃夫登庞大的三联画《安迪·沃霍尔和工厂成员》(Andy Warhol and Members of the Factory, 1969)。沃霍尔隐藏在画面的角落里，他的弟子们占据画面中央，其中五位裸体。对面墙上是埃夫登1969年拍摄的一幅著名照片——沃霍尔伤累累累的躯体。之前一年，沃霍尔在刺杀中逃生。这间展厅里的沃霍尔作品描绘的是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基思·哈林(Keith Haring)和变装皇后威廉明娜·罗斯(Wilhelmina Ross)。　

埃夫登1969年拍摄的沃霍尔展示刺杀留下的伤疤的照片。

下一个展厅让人想起了死亡。沃霍尔的《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 1986)周围悬挂着描绘骷髅头和枪的丝网印画，还有一幅戴假发的自画像。点缀其中的还有埃夫登拍摄的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肖像照、卡波特在《冷血》(In Cold Blood)一书中描绘的两位杀手，以及一幅忧郁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肖像。

最后一个展厅是名人集锦，包括沃霍尔创作的很多名人的丝网印画肖像：哀伤的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莉莎·明内利(Liza Minnelli)、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又名猫王)和梦露。这件展厅里的埃夫登作品包括快乐时期的肯尼迪夫人、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诙谐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惠特尼博物馆副馆长唐娜·德萨尔沃(Donna De Salvo)2002年曾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组织过一场沃霍尔回顾展，目前正在惠特尼博物馆筹划2018年的一场沃霍尔展。她说，把埃夫登和沃霍尔放在一起“会引发争议”，但合乎情理，虽然她还没有观看加戈西安画廊的展览。

“在我看来，埃夫登的作品一直游走在时尚和高雅艺术之间，那也是沃霍尔所走的路线，”德萨尔沃说。她指出，这两位艺术家实际上利用了同一种媒介：“没有那些照片，沃霍尔无法创作。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摄影。”

她说，埃夫登是摄影界的“巨人”，配得上和沃霍尔放在一起展览。她说，不管怎样，“无人能贬低沃霍尔：你能把他和几乎任何东西放在一起”，“他会成为极好的衬托”。

理查德·埃夫登拍摄的玛丽莲·梦露的照片，1957年。

去伦敦参加开幕式的有埃夫登基金会的执行总监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2004年埃夫登去世之前，马丁是埃夫登工作室的助理。他说，这位摄影师“要求极高，这种高要求无疑既令人振奋也令人恐惧。你可不想把事情搞砸”。

马丁也是埃夫登的暗室技师。他说，有时照片要洗十几个版本才能最终令埃夫登满意。马丁回忆说，埃夫登一开始会说，“还需要更激动人心。”看到下一个版本时，他会说：“呃，你也许捕捉到了那只耳朵。要让其余部分也同样吸引人。”

马丁说，尽管有这样的挑战，他还是非常怀念埃夫登在身边的日子，甚至希望布置这场展览时他也能在身边。

他说：“我再也听不到他掌控大局的声音，这让我很有负担。他面对所有需要做的决定时留露出的那种确定感，正是我所怀念的。”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