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艺术运动与爱因斯坦对宇宙与时间的思考、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的研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一起，扭转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达达主义1916年起源于苏黎世伏尔泰酒馆（CabaretVoltaire），在包括柏林、巴黎、纽约在内的全球多个城市几乎同时兴起。它寿命不长，影响却极为深远，足以写成半部二战之后的文化史。如果没有达达主义运动，今天的许多艺术形式都不会出现。

伏尔泰酒馆位于苏黎世老城中被称作“下村”的尼德道尔夫区域镜子胡同一号。那里属于传统的消费和娱乐区域，合法的红灯区也蜷缩其间。今天，那里是造访苏黎世的游客必到之地。苏黎世的城市地标——双塔高耸的格罗斯大教堂，就在酒馆的不远处。然而，伏尔泰酒馆非常低调，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每次来到苏黎世，都会路过这家酒馆，但直到两年前，才意识到它就是达达主义的起源地。那一次，我打算进去喝一杯，但里面挤满了忙着倾诉与亲吻的年轻人，没有一个空位。那些年轻人干净而礼貌，与我对达达主义的印象形成极大落差。

一百年前，这处斜坡上的酒馆，见证了无数醉醺醺的诗人、艺术家和野心勃勃的革命者的身影。他们即将改变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瑞士国民，而是人类理性的最新产物——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驱逐至此，中立的瑞士吸引并容留了他们，一如德法双籍的诗人及艺术家汉斯·让·阿尔普所说：“出于对1914年世界战争无谓杀戮的厌恶，我们在苏黎世献身于艺术。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时，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我们在寻求一种基于基本原则的艺术来治疗时代的疯狂，寻找一种可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恢复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

虽然并非所有苏黎世的流亡者都像阿尔普一样积极乐观，认为可以寻找到一种新秩序，甚至艺术可以重新被发明，成为混乱多变的20世纪的新宗教，但艺术家的确因为厌恶战争而正在发明一种全新的运动。1916年2月5日，德国诗人及理论家雨果·巴尔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宁斯，以慕尼黑和柏林的酒馆为原型，开出了这家与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同名的酒馆。酒馆内设一个小舞台、一架钢琴，以及供约50人就座的桌椅。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轮番上演街头歌谣、“黑人舞蹈”、诗歌朗诵等各式各样体现“现代情感”（人们在享受欢愉的同时也感到灾难迫在眉睫，生活支离破碎，失去了传统秩序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节目，观演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观者经常对演者报之以嘲弄，演者则以噪音相对抗。艺术家声称自己部分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心灵动荡，释放出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的力量。

经常出没于伏尔泰酒馆的诗人和艺术家们，除了汉斯·让·阿尔普——他在此展览依据“机会定律”（类似于借助《易经》打卦，旨在发现混乱无序的自然模式与艺术的内在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拼贴而成的极简作品——以及他的女友，瑞士纺织设计师兼舞蹈家索菲亚·陶贝尔，她的头像将在数十年后被印制在50瑞士法郎的纸币上，创造出这一艺术流派的“作品”销量纪录，还包括罗马尼亚诗人特里斯坦·查拉、罗马尼亚艺术家马塞尔·杨科、德国诗人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德国作家瓦尔特·塞纳、德国实验派电影制片人汉斯·李希特、瑞典实验派电影制片人维金·埃格林等。当时，他们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挑衅并颠覆以往的艺术观念，因为他们对人类的理性提出了质疑，比如汉斯/让·阿尔普，他在创作中转而寻求人类理性之外的“机遇”，而且，在他们眼中，传统艺术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侵蚀，油画和雕塑成为了闺房之中无聊的摆设，所以他们选用廉价的纸张或是随处可见的现成品，组合出新的结构，专注于表达观念，丝毫也不考虑作品的销路问题。在马塞尔·杨科的一幅原作业已遗失的绘画《伏尔泰酒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方悬挂着非洲面具。对于传统欧洲艺术家来说，那是一个他者的符号，伏尔泰酒馆的艺术家平等看待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并借此表达着对现代战争的根源——民族主义的厌恶。他们多半深深认同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认同于艺术首先要解决普遍的人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与默契，酒馆开业两个月之后，“达达”这一自我命名诞生了。

艺术的新生

当时，诗人和艺术家决定出版一份刊物。依据雨果·巴尔的日记《逃离那个时代》的叙述，是他本人提出了“达达”的概念，创造出这一凸显国际流动性的文化世界语：“达达”在罗马尼亚语中意谓“是的，是的”，在法语中则为“木马”和“竹马”，对德国人来说，它又指向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乐以及对婴儿车的全神贯注的痴迷……不过，德国达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却声称，是他和巴尔一起快速翻阅词典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词，“达达”强调的是破裂与新生的观念：这是孩童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表达了一种原始感，它从零开始，是艺术的新生。

除此之外，关于“达达”的命名，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阐释，不一而足，无穷无尽，一如“达达”本身，自相矛盾地代表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只是将肯定和否定荒谬地混合在一起。

达达主义反对一切，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1917年之后，苏黎世的达达团体因为声名鹊起而逐渐将主要活动场所搬到了利马河对岸的豪华大楼，比如以彩色玻璃、花砖火炉和鱼类烹饪而闻名的沃格会馆餐厅。达达主义者就像修正主义者那样出售昂贵的晚会门票，预先拟好客人名单，以期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开明观众”，也就是他们在一年前强烈反对的资产阶级。柏林达达的骨干理查德·许尔森贝克讽刺他们举办的那些活动，就像“工艺美术的修甲沙龙，其特征是一群喝茶的老妇人借助于某种’疯狂之物’，试图恢复其正在失去的性能力”。

尽管如此，达达主义者尝试“寻找一种可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恢复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的努力，并且的确产生出许多影响后世的成果。比如特里斯坦·查拉写在1918年《达达宣言》中的一句话，“客观地说，一件艺术作品决不为任何人呈现美感”，实际上将传统艺术中的人质——“美”，从二者的关系中释放，宣布现代艺术与传统美感的婚姻结束，不再存有任何标准化的美的经历。在今天，走进世界上任何一家艺术馆，都可以看到这句话产生的后果，传统的“美”，不再是艺术家的负担与责任。达达主义者对于现成品的运用及其衍化，则更是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基本手段。

旅居美国的瑞士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使用的现成品概念，以及他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为日后的波普艺术提供了一种参照，并促成了从视觉艺术到音乐、表演等领域的诸多精妙推演。而稍晚一辈的瑞士艺术家让·丁格利则更进一步，如果说马塞尔·杜尚还是关注于“作品—工业产品”的形式层面，那么让·丁格利则是着手拆解并重组“作品—工业产品”的具体“功能”，借助功能无效性对抗现代社会之于功能的期待。他将达达主义者青睐的拼贴，发展为大型动态机械装置作品，将各色材料不精密而不勤勉地组合，并催生疏松而荒谬的运动。

达达主义者反对的是后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启蒙运动主要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断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达达主义者却是铁了心要为自己加持启蒙主义者眼里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因为在让·丁格利这样的人物看来，“真正的艺术显然是对整体文化的一种彻底叛逆，而且表明了一种政治的倾向。”尽管他并不愿承认自己是一名达达主义者——“我的作品都是‘非艺术’，这些作品在画廊中看起来很有意思，它们表达了达达理念……那些仍在世的达达主义艺术大师认为我的作品体现的‘反艺术’正是他们所寻找的……我使达达主义步入正轨”，但“我却并不是达达主义者”。然而，他那些以“没有什么意味的”作品反对着作品本身的作品，只不过是从伏尔泰酒馆出发的登山专用齿轨铁路所抵达的山腰一站。

有意思的是，以美国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科学界，已经从科学理论的角度阐述了达达主义式向无意义致敬的祛魅世界观之于现代社会的“正确性”，比如他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所说，“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现代’哲学、神学和艺术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们把现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观当作了科学的必然条件”，“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个世界中，经验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

日常生活的革命

伏尔泰酒馆所在的老屋，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达达主义元老的各国艺术家返乡之后，便在20世纪的多半剩余时光中处于空置状态，甚至差点儿被拆迁、变卖。不过，幸运的是，它总算被苏黎世本地艺术家的占领行动以及随后的议会辩论保留了下来——2002年2月2日，马克·迪沃率领十几个人闯了进去，所有人都穿上正装，在这座破败的“前卫的纪念碑”里举办了一场音乐会。2004年9月30日，借助于苏黎世市政府资金的补贴，伏尔泰酒馆重新开业。

“如果谈到达达主义，只把它看作一场时代思潮，那么就会把它与伏尔泰酒馆分离开。但群众就是群众，他们喜欢将达达主义和伏尔泰酒馆绑定在一起。”酒馆现任经理艾德里安·诺兹以近乎列宁的口吻如此表示：“即使伏尔泰酒馆不复存在，这对于达达来说也算不上灾难，但这对于苏黎世来说却将会是一场灾难。即使其他地方认可达达，例如巴黎和柏林，但是达达的发源地终也只有一个。”

我不清楚真正的达达主义者是否喜欢原教旨主义一般追溯历史的方式：为了呼应达达主义诞生一百周年的国家性纪念主题（我在从中国前往瑞士的飞机上，就在杂志上读到了跨版纪念广告），伏尔泰酒馆的正厅努力恢复成1916年的风格，与伏尔泰胸像相伴的，是墙壁和立柱上悬挂的那些达达主义“经典样式”的图画、拼贴和照片，桌椅看上去也很陈旧，依然仅供50人左右使用，小舞台一侧的小钢琴看上去的确超过了100……不过，伏尔泰酒馆中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摆满艺术衍生品的商店，以及穿过商店继续下行所抵达的那个洞穴里的剧场，中间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属舞台，阶梯状，就像小型金字塔，塔顶矗立一根同样材质的烟囱或柱子，将观众的视线引向天花板，那上面以达达的方式记录着达达的历史，以及从未参加过达达主义运动的达达主义者的名字，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卡尔·荣格，等等，实际上，苏黎世歌剧院旁边的大使酒店也是这么干的，楼梯一侧旋转向上的墙壁成为了展览空间，陈列着推翻“唯一绝对”阵营的“一百单八将”的肖像与生平，其中包括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

这是一场彻底的狂欢。整个苏黎世都已沉浸在这种追溯与狂欢之中：名为《达达苏黎世》的城市地图上标出了163个与这一运动相关的地点；瑞士境内拥有最多达达艺术品的收藏机构苏黎世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重建全球达达”展览，并着手将档案柜中沉睡多年的达达文献和540件艺术作品数字化；火车站附近的国家博物馆则在举办“全世界的达达”展览，意在阐释达达的国际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副策展人巨日·斯坦纳亦是创建纪念达达一百周年网站和组织相关活动的协会主席；此外，还有无数的其他展览、演出、朗诵会、讨论会、化装舞会、城市游、图书出版、纪录片以及网络项目……

伏尔泰酒馆正在举办为期165天的马拉松式庆祝活动，并推出一个名为《痴迷达达》的展览。我之所以会像让·丁格利的装置中的一小截弹簧那样在清晨六点冒雪赶往伏尔泰酒馆，就是为了去聆听马拉松式纪念活动中的一场晨祷般的诗歌朗诵。

前一天夜里，我刚刚在酒馆听过一场朗诵。一位漫游欧洲的诗人，带来两台彩色速印机，将镶嵌着自己诗句的达达主义风格招贴画现场打印出来，赠与观众。活动结束，正当我准备离开伏尔泰，前往对面的Baltho酒店品尝一杯最新推出的“达达主义苦艾酒”的时候，负责艺术项目的诺拉·豪斯维特叫住了我，她提醒道，明天六点半还有一场朗诵。哦，很遗憾，明天中午我就离开苏黎世了。不，她说，不是下午六点半，而是早上，艾德里安·诺兹每天在那个时刻朗诵一位达达主义者的作品。喔，这真有点意思。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三名本地观众，以及另一名国际观众一道，在一片灰黑的黯淡之中，再度钻入刚刚亮起灯光的伏尔泰酒馆。

朗诵并未准时开始——否则真不达达——差不多六点三刻的时候，身着正装的艾德里安·诺兹扫视了一下所有观众，然后转问我：英文朗诵，怎么样？当然好。于是，他打开一本书，面向观众介绍今天的诗歌作者，达达主义艺术家奥托·格里贝尔的生平，身旁竖着一个高科技的乐谱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应该摆放纸质乐谱的位置夹着一台平板电脑，设置为自拍模式。之后，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观众朗诵。1916年6月23日，雨果·巴尔在这里朗诵语音诗歌的“经典照片”张悬在他身前的墙壁上，仿佛一具圣像。那个晚上，他被带往一排绘有涂鸦的乐谱架前，开始大声朗诵咒语：gadjiberibimba/glandridilaulilonnicadori/gadjamabimberiglassala……

语音诗歌朗诵中一连串刺耳的无意义的噪音，既来自于达达主义者对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诗歌表演的借鉴，更来自于雨果·巴尔的“发明”——他将诗歌拆碎，将基本词汇与生造词汇混杂于一处，从而比意大利先驱的作品更“抽象”，成为含混不清的咒语。他强调，“在语音诗歌里，我们完全抛弃了已被新闻界滥用的语言……我们必须恢复字词最幽深之处的魔力。”

我没能听懂一个字。朗诵结束，没有人发出早期达达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嘲笑，唯有一连串礼貌的掌声。艾德里安·诺兹投桃报李，提出请大家喝杯咖啡。但当他钻入吧台，奋力捣鼓了一阵之后，又严肃地走回正厅宣布：咖啡机坏了，没有咖啡了。

多么完美！否则多么不达达！这让我想起范内哲姆在1968年撰写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的一句话：“达达的开始是重新发现活生生的体验及其可能的乐趣——它的结束是对所有观点的颠覆，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