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日本摄影画廊业的草创者、时代摄影画廊的创建者、收藏家石原悦郎去世。享年74岁。


作为一个于1978年创设日本第一家专业摄影画廊“时代摄影”的艺术品商人，石原以他对于摄影的持久热情与高度的商业敏感，为摄影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品在日本获得认知，成为在艺术市场流通的商品作出了独特贡献。1985年，他的惊人之举是在当时的筑波世博会时期，投巨资在筑波世博会会场边上平地建起了一座名为“筑波摄影美术馆”的建筑，举办了由190名各国摄影名家参加、展出了400幅作品的名为“巴黎·纽约·东京”的摄影展，为摄影进入美术馆、博物馆这样的艺术制度空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展览本身也是划时代的。因为此展览将19世纪诞生于巴黎、20世纪发展壮大于纽约、在20世纪后期在东京又以新的形态展开的摄影表现，以三个世界都市为块面，通过聚焦于摄影这一新视觉形式如何呈现日益壮大的现代都市，以及现代都市本身的高度发达如何影响到摄影表现自身的两者相互缠绕的摄影史变迁，既体现了日本摄影研究与策展的水平，同时也将世人对于作为艺术表现的摄影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准备“筑波摄影美术馆”的“巴黎·纽约·东京”摄影展，石原个人投入巨资去欧美购买符合展览主题要求的摄影作品，在日本搜求日本摄影家的原作。同时，他还邀请伊藤俊治（现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横江文宪（原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策展人）、饭泽耕太郎（独立摄影评论家）、金子隆一等六人展开对于欧美、日本现当代摄影的研究，最终提炼出“巴黎·纽约·东京”的展览主题，充分体现了摄影策展者的日本立场与观点。六位年轻策展人还精心编辑了大型展览图录。这本印数为3万册的大型展览图录，在展览期间只售出了5000册，其余的在展览结束后只能销毁，因为石原此时已经面临破产的境地，他根本无法支付储存这些图录的仓库保管费。以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式，石原也为日本新一代更具学术背景的从事摄影理论与摄影史的专门研究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而这个为期半年的“摄影美术馆”就如同中国人常说的训练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为后来日本摄影史研究与摄影理论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的种子选手。


而“筑波摄影美术馆”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为摄影进入艺术制度空间从民间立场提出了挑战。当然，早在1973年，日本的摄影理论家与摄影家们就已经呼吁在日本创设摄影艺术中心。到了1978年，这个呼吁更明确其目标是在日本创设摄影美术馆，为摄影艺术作品提供可以永久性地保存、研究与展示的空间。但是，只有到了第一家实体意义上的“筑波摄影美术馆”的出现，以及通过这个美术馆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之下，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更具体的可能性。随后，令人可喜的进展相继出现。1988年，川崎市民美术馆将摄影作为典藏对象。1990年，公营的东京都摄影博物馆以1.8万件藏品的规模开馆。如今，东京都摄影博物馆已经成为拥有2万多件摄影收藏品的世界屈指可数的专业博物馆。回头来看，说石原为日本摄影美术馆之父并不为过。

石原属于较早进入中国，最早试水中国艺术市场的国外画廊业者之一。与不少日本人较为害羞、习惯于慢热式交往不同，年轻时在欧洲游学、身上散发某种奔放的法国做派的石原性格开朗，有本领与许多中国的艺术家与摄影家迅速成为朋友。当然，作为一个画廊主，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购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据他说，他购买了超过100幅的中国艺术作品。他购买的这些中国当代藏品，后来也在日本有过多次集中展出，为日本艺术界与公众了解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机会。在他自己的画廊里，他也为中国画家与摄影家举办过一些展览。他于1995年和1998年在东京为摄影家莫毅举办过两次个展。后来也为上海画家、摄影家梁卫洲举办过个展。画家钟飙等人也在他的画廊举办过个展。此外，他也曾经与中国的一些画廊展开过不同形式的合作。

作为一个收藏家，石原的摄影收藏也在中国的公立美术馆有两次大规模的展出。它们分别是《镜头中的东瀛——日本摄影艺术作品展》与《曼雷与大师们》。前者展示了当代日本摄影的丰富样貌，后者以220幅的规模给出了对西方摄影史的较为全面的呈现。《曼雷与大师们》也应该是国人第一次在国内较为完整地接触到以摄影史为脉络的西方摄影大师作品的原作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他向上海美术馆捐赠400余幅日本摄影艺术作品。这批作品包括了45位日本摄影家，其中有已经驰名国际的当代日本艺术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摄影家如木村伊兵卫、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石内都、杉本博司等人的作品。日本是一个在国际上拥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的摄影大国，其摄影始终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许多摄影家在国际上受到热烈追捧。他捐赠的这批摄影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唯一的、有关现代与当代日本摄影的重要收藏。

石原向当时的上海美术馆捐赠的这份摄影收藏，既丰富了中国的美术馆的收藏品类，也促使中国的美术馆有机会思考，如何在艺术制度空间里为作为艺术表现的摄影提供一个存身并且提升其重要性的空间。这样的为摄影提供一种艺术制度上的安排与文化遗产性质的保护与保障的举措，其实早在1940年就已经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最早实施。石原此举，其实也提出了中国的美术馆如何认知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摄影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摄影博物馆多多、超大型都市均有摄影博物馆或摄影美术馆、大量世界性的顶级美术馆（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奥赛博物馆、蓬皮杜中心等）里摄影部成为“标配”、摄影成为不可或缺的收藏品类的现实面前，中国的美术馆应该如何为中国的当代摄影艺术提供自己的助力？这种助力如何由美术馆的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何况在中国当代摄影在世界艺术中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独特地位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应该而且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石原悦郎与中国有缘，与上海特别有缘。他非常喜欢上海。我想，如何发挥好他的这份摄影捐赠的作用，为推动摄影在艺术制度空间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为不辜负他捐赠的一番美意，承接了这份摄影收藏的中华艺术宫应该有所动作。我个人非常期待。

我与石原的个人交往始于1996年。当时是为《人民摄影》做他一个采访，以后就常有来往。经常听他说起与欧美摄影大师们的个人交往的趣事。在他的语速很快的叙述下，这些大师在我面前都变得栩栩如生起来。更令我永远难忘的是他告诉我的美国摄影收藏家萨姆·瓦格斯塔夫的一句话：摄影是热情（Photography is passion）。其实，此话用在他身上也很合适。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