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塑造艺术史?看这七对艺术圈搭档的完美教程
0条评论 2016-08-04 13:05:38 来源:99艺术网 汪珂宇综合编译 作者:Alexxa Gotthardt
尽管艺术家常常独自一人,但因为他们非凡的天赋,孤独早已被浪漫化。但是有创造性的二人组艺术家也有了很多,他们彻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下面,我们来探索在20世纪七对改变艺术游戏规则的搭档们。对于这些开创性的艺术家,从克里斯托(Christo)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合作一直是他们练习与提升的一部分,并且有激励的作用,其中包括了不朽的雕塑,行为艺术和创新的数字化艺术。
 
1.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 和让·阿尔普(Jean 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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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和让·阿尔普(Jean Arp)的合照
 
用现在的话来说,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和让·阿尔普(Jean Arp)在达达运动里是除了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以外最有权威的一对,二人通过引入几何、生物形态的形式和荒诞主义的内容开始了他们抽象艺术的工作。在1917年,他们还帮助写出达达主义宣言,同年,因为许多原因,他们坠入了爱河。在1915年,瑞士人苏菲·陶柏·阿尔普遇见了德法混血让·阿尔普,当时她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一个展览,当时阿尔普也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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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 Collage, 1918
 
到1916年,他们开始合作一系列的艺术创作,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影响他们的单独的个人创作,同时影响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苏黎世和巴黎前卫运动中的作品。“我相信,这种合作可以将我们从艺术无限困惑的中解放出来,给我们带来和谐。”阿尔普曾经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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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陶柏·阿尔普和让·阿尔普的共同作品
 
首先,他们通过交流创作了以几何为表现形式的“双人拼贴(duo-collages)” 。后来,他们做了抽象的挂毯,它融合他们感兴趣的实用和非客观艺术,还有木雕,像Eheplastik(婚姻雕塑(Marriage Sculpture))(1937年),这个作品融合了他们的关系中夹杂着的抽象与典故。在其他的合作上,他们演示着不同的角色--例如,苏菲·陶柏·阿尔普身着阿尔普设计的服装在达达画廊的开幕式上跳舞。尽管这样,但他们的共同努力还是被苏菲1943年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早逝所打断了。但阿尔普继续与妻子“合作”,哪怕她已经离开人世。切碎并重建他们早期的“合作画作”成为新的作品的素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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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陶柏·阿尔普和让·阿尔普的共同作品
 
2.克里斯托·耶拉瑟夫(Christo Javacheff)和珍妮 ·克劳德代纳德(Jeanne-Claude Denat Guille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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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克劳德和克里斯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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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apped Reichstag (Project for Berlin), 2 piece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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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e S. Angelo, Wrapped, Project for Rome, 2011
 
偶然之中,克里斯多·耶拉瑟夫(Christo Javacheff)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 Denat Guillebon)出生于1935年的同一天,1958年在巴黎相遇后,两位艺术家开始了长达51年的联合,因而才有了艺术史上已经看到的一些最大和最大胆的公共艺术。 1995年,他们把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上用1076390平方英尺的银面料包裹着;在1983年,他们将迈阿密的比斯坎湾11个岛屿用6500000平方英尺浮动粉红色的聚丙烯包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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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德国柏林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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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环绕的群岛》
 
首先,他们是基于平等和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1995年当代艺术杂志(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rt)的采访中,克里斯多迅速地纠正采访者,是谁提出了关于包裹德国国会大厦背后灵感的这个问题,但却只问了我们其中一个人? “首先,你应该明白,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项目,这也是珍妮·克劳德的,我独自做的只是图纸而已。” 克里斯多更正道。
 
“唯一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写支票支付账单和交税。其他的一切都是克里斯托和珍妮 ·克劳德,包括创造力。这是一个人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珍妮·克劳德明确的做出结论。虽然珍妮·克劳德于2009年去世,但是克里斯托在意大利伊塞奥湖,最新的备受瞩目的2016年项目: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也曾是1970年和她一起时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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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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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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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内部
 
3.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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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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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Silos, 1998
 
在其近50年之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维持着他们朴实的黑白图像的摄影,有关于水塔,高炉,粮仓,以及各种象征工业时代的建筑。他们的方法融合了摄影、观念主义、简约主义,并影响从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到坎迪达·赫费尔( Candida Hofer)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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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logy Watertowers, 1967-1997
 
二人于1959年见面时,贝恩德还在循规蹈矩的绘画,毕生所痴迷的是用细致的水彩画工业建筑物。而希拉她这边,正在成为一名摄影师。没过多久,两人结了婚,并开始探索自己的祖国德国的建筑景观,通常在一个旧摩托车的后面将建筑及其结构的详尽的分类。他们两个密切地合作,使他们两个没有个体之间的区别。 “不,这里没有分工。外人无法知道是谁拍摄了哪一张照片,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自己。这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他们在1989年的采访中说,他们强调说: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
 
4.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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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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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nd of the Elevator Girls, 1989
 
从布拉格搬到纽约后不久,在1965年,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
 
开始对机器生成的影像做实验,这奠定录像艺术发展的基础。史坦纳小提琴家的经验与伍迪作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所受的培养相结合,产生了响亮的视频环境,像Noisefields(1974),充满了静电噪音和断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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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fields, 1974
 
随着他们电子艺术作品的创业,瓦苏尔卡开发可以开启视频和数字艺术新的领域软件,向大众告知这里有新兴的一代对技术感兴趣的艺术家。和杰弗里·希尔(Jeffrey Schier)这位工程师一起,夫妇俩创造了一个名为数字图像发音物(Digital Image Articulator)的装置,可以实时的把影像形象化。在1971年,他们还共同创立了前卫的艺术空间:厨房(The Kitchen);这里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他们在1974年停止了作品的合作,但他们仍向对方告知自己个人的练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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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tchen
 
5.南希·雷丁( Nancy Reddin)和爱德华·金霍尔茨(Edward Kienho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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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摄影记者南希( Nancy Reddin)和激进艺术家Kienholz在洛杉矶的一个派对后走上了同一条路;他们一起所碰撞出的火花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爱德华的心脏病的发作导致的不幸去世结束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两人相识的时候,爱德华就已经用他雕塑和装置的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艺术舞台上掀起了波澜,以城市碎屑组成,有点像美国文化的恶习酗酒,种族主义,暴力,卖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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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zymandias Parad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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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for the Hoerengracht No. 9, 1986
 
与沃尔特·霍普斯(Walter Hopps)一起,他还创办了城市的传奇“斯画廊”(Ferus Gallery),有了安迪·沃霍尔的“汤罐(Soup Cans)”的第一次展览。但直到他遇到了南希时,才开始创造了一些这对夫妻一生中最雄心勃勃和大胆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柏林工作,努力的去完成将成为其最大的,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装置艺术:TheHoerengracht(妓女的运河)(1984-1988),这是个40英尺长红灯区的复杂复制物,其中女模特在肮脏的水池里洗自己或无精打采地等待顾客。
 
6.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与柯斯杰·范·布吕亨(Cossje van Brug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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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有关于家居用品和晚餐食物的大型软雕塑改变着波普艺术的历程。直到他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与柯斯杰·范·布吕亨(Cossje van Bruggen)合作,他的作品上了一个巨大的规模。合作后,欧登伯格和范·布吕亨提出高耸的公共艺术的设想,15英尺高的羽毛球或51英尺长的勺子尖端有一颗晶莹的樱桃。由此看出,欧登伯格有着一个让生活中的物件伴随着荒谬的元素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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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第一次相处是在1970年,当时欧登伯格的作品参与了在市立博物馆的展览,其中范·布吕亨也在当策展人。几年后,建立起了他们的第一个合作作品:Trowel I(用泥铲挖我)(1976年),一个41英尺高的钢锹戏剧性的有一部分插在土壤里。追忆这个项目,范·布吕亨想起了一个笑话,“克拉斯说,‘这个泥铲是我做给你的’。我说,‘这不是给我的,我不喜欢它!’”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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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wel I
 
虽然一些批评家驳回范·布吕亨的贡献是多余,但两人声称,他们的合作是必要的--“对立统一性”,像范·布吕亨曾经描述的。在调整了共同工作的观念后,欧登伯格画出作品,然后范·布吕亨选择它的颜色,并监督其制造和安装。其结果是:古怪雕塑的支持者布满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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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pe Gazebo,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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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ing Fork with Meatball and Spaghetti II, 1994
 
7.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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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既是合作者又是恋人的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面对面站着,专心致志地望着彼此。阿布拉莫维奇手持一个紧绷的弓,乌雷手持一支带毒的正对着阿布拉莫维奇心脏的箭。弓箭的张力使他们身体后倾,带毒的箭随时都可能射向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观众在现场可以通过扩音器听到两人的心跳声。尽管这样的表演表面看起来痛苦、受虐,但是阿布拉莫维奇强调,承受痛苦从来都不是她所关心的,“痛苦从来都不是表演的一部分”。合作仅仅是一种方法,但绝不受痛苦或者创伤的左右。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都将痛苦看作是创作的一个障碍,而非他们创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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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上,两人的合作从1976年一直持续至1988年,在此期间,他们实现了一些最大胆、最令人不安的作品。在1988年,《情人——长城》(Great Wall Walk)这件作品成了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的合作结束的标志。地点是中国,历时三个月,阿布拉莫维奇从位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延长城自东往西行走;乌雷则从中国西部戈壁沙漠中的嘉峪关开始自西向东行走,总计行程超过4000公里,最后在位于山西省的二郎山会和,挥手告别,这段旷世恋情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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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城分手,两人天各一方,乌雷从行为艺术界销声匿迹,直至2010年3月, 在纽约MoMA美术馆的The Artist is Present,乌雷出现在阿布拉莫维奇对面的椅子上,阿布拉莫维奇不禁潸然泪下。隔着一张木桌,这对曾经同生共死的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在分手22年后,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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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artsy.net,译者有所删改

编辑:汪珂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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