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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回归之艰:溥仪庶母私匿 宋子文险背盗窃罪
0条评论 2016-08-04 09:42:27 来源:凤凰网 作者:郑重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深受乾隆皇帝爱重,藏于养心殿温室中,额曰“三希堂”。

三希堂
三希堂

1924年,溥仪出宫时,曾将《快雪时晴帖》秘藏于寝具中,企图夹带出来,幸被发现,才得以留在宫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善后委员会”开始清理宫内文物时,发现三希堂中的二希《伯远帖》、《中秋帖》不见了。原来是溥仪的庶母瑾太后据为己有私匿起来了。在她1924年去世之前,派人拿于宫外后街小古董铺品古斋脱销,最后落入郭世五手中。

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震动,故宫文物决定南迁,并于2月5日启运。临行前,郭世五特别邀请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所所长徐森玉及科长庄严等到他位于铁狮子胡同的觯斋吃晚饭饯行。饭后取出他所藏的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伯远帖》、《中秋帖》。那时,郭世五当着来客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要儿子郭昭俊无条件将“二希”归还故宫,让《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希再聚一堂,并戏称要庄严届时前往觯斋接收。

郭世五虽然对故宫博物院作了承诺,但他又把《中秋帖》、《伯远帖》和张伯驹作了交易。1937年,张伯驹应约去郭世五家,看到两帖,当时并不知道郭世五曾对故宫博物院有过承诺,深知他是一位生意人,洪宪时,曾参照清宫大内及热河藏瓷样式,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张伯驹担心两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即请惠古斋主人柳春农从中说和,请郭转让。郭世五以《中秋帖》、《伯远帖》两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转让给张伯驹,议价为二十万元。先给六万,余款一年为期付清。到了夏天,即发生卢沟桥事变,金融封锁冻结,款至次年到期不能付,乃以《中秋帖》、《伯远帖》两帖退还,其他几件留作抵押已付之款。

王珣《伯远帖》
王珣《伯远帖》
王献之《中秋帖》
王献之《中秋帖》

1940年,郭世五去世,《中秋》、《伯远》两帖归其子郭昭俊收藏,曾一度藏胡惠春的父亲胡笔江执掌的中南银行保险柜内。

日本投降后,张伯驹自西安返京,又托惠古斋柳春农向郭氏之子郭昭俊询问《中秋帖》、《伯远帖》两帖事,此时仍在郭家。问其让价,一帖为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虽然是老交情了,但亦不能减价。经反复商量,没能达成协议。

著名古瓷学家郭葆昌(字世五)
著名古瓷学家郭葆昌(字世五)

张伯驹向郭昭俊购“二希”的事正在进行之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来北京视察,由朱启钤介绍,郭昭俊得入宋子文门。朱启钤是袁世凯的红人。袁世凯称帝时,郭世五制洪宪瓷,朱启钤筹办登基大典,两人可谓世交。郭昭俊自然也就是朱启钤的晚辈了。郭昭俊将藏瓷捐给故宫博物院后,行政院给予奖金十万元。故宫博物院设专室陈列所捐瓷器,悬挂郭世五遗像,并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此事出郭昭俊意料之外。其中原因是:《中秋帖》、《伯远帖》两帖经朱启钤之手由郭昭俊献与宋子文。

一年之后,潘伯鹰主编上海《新民晚报·造型》副刊,来函约稿,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记》,在文中揭露了两帖被宋子文占有之经过。上海文物界人士甚为重视此事,传说纷纭。不久,上海《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又载文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儿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解放军围城北京之前,郭昭俊已逃往上海,携二帖逃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又载:“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蒋介石得悉这一情况,就对宋美龄说:你告诉子文,不要为两个字卷子搞得满城风雨。宋子文也怕落一个盗窃国宝的罪名,遂将两帖退还。

宋子文
宋子文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中秋》、《伯远》二帖去了台湾,找到台北故宫庄严,重提此事,欲履行其父生前之愿,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来处理这两件名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灿转述庄严的话说: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买下来,一切筹备就绪,钱也有了着落,就由中英庚款下拨支付。但由于政治及签字问题一再延搁,到后来英国方面不肯付款,于是乎本来是合浦珠还的美事,由此竟告失败。

郭昭俊又将此两帖带至香港,抵押在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即将到期,如果不及时赎回,将按惯例进行拍卖,“二希”可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行将不归。

1951年10月初,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到香港定居,肩负着关心流落在香港的中国文物动向,拿着公安部发给的通行证,可自由地往返于香港、上海之间。徐伯郊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向郑振铎报告。当时,郑振铎参加由丁西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正好途经香港。郑振铎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指示徐伯郊务必全心全意抢救“二希”帖,不使之流落海外。与此同时,郑振铎又将此事向周恩来报告,请求立即拨专款,采取紧急措施,将“二希”购回。

“二希”重回郭昭俊手中之后,北京又派了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简称“国家文管局”)副局长王冶秋和马衡、徐森玉三人去了澳门,徐伯郊带着郭昭俊携“二希”也到了澳门,经王冶秋、马衡、徐森玉三人鉴定,确为故宫旧物,以三十五万元港币成交,将“二希”收归国有。

徐森玉与兄弟子女合影照片,前排左为徐森玉,后排右为长子徐伯郊
徐森玉与兄弟子女合影照片,前排左为徐森玉,后排右为长子徐伯郊

张伯驹在家中等待文化部批准看《中秋帖》、《伯远帖》的消息迟迟不来,想不到现在看一件书画是如此困难,心中颇为寂寞,也有几分烦躁。

去看《伯远帖》的报告终于批复下来,这时已经到年底了。

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国务院批的,张伯驹已经从中意识到中央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样长的时间,但还是感到一种安慰。

今天,张伯驹又站在《伯远帖》前。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被放在一个玻璃罩内,平时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照射而损毁。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背着一架照相机,本想拍照。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闪光灯对帖有破坏作用。

看到这里,张伯驹更是百感交集。

民国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散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以存国粹。后来,他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是直到最后,因得不到政府的批准与委任,连已经到手的《伯远帖》都流落他乡。解放后,正是百废待举,到处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帖从香港购回。一件文物的遭遇,时代不同,竟有如此天壤之别,这一比较,又怎能不令他感慨万千呢?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把参观的情况,告诉正卧病在床的潘素。潘素也有万千感触。

当晚,张伯驹展纸挥毫,写了一首词:

钟敲夜半窥长钩,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选自郑重《烟云过:张伯驹传》,中华书局,标题系编者所拟。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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