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后，作为英国国立美术馆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也因为扩建项目完及馆长离职事件掀起一阵波涛。6 月，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受邀来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一场关于“博物馆的未来”的主题演讲，并重点谈论了中国博物馆的建筑问题。

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

中国博物馆建筑
Chinese Museum Architecture – Aedes
演讲 / Chris Dercon（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

据报道，截止到 2014 年，中国的博物馆共计达到了 4164 家。其中，672 家博物馆是由大公司或大企业经营的，另有 864 家是由私人创建并经营的。拿这组数据和 2009 年的数据做个对比，颇为有趣。

2009 年时，中国共计有 2601 家博物馆。其中由大公司或大企业经营的博物馆有 464 家，由私人经营的有 277家。而在 1949 时，中国仅有 25 家博物馆。实际上，这个数字后来又因为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归零。尽管这些数字也不算少了，但是和美国的三万五千家博物馆比起来，又确实算不上什么。然而，中国的博物馆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其在建筑上的特色。

安藤忠雄，震旦博物馆

震旦博物馆内部旋梯

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博物馆最重要的首先是建筑，而非其馆藏策略、展览项目、观众参与、公教职能或人员架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博物馆，这要归因于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将博物馆的发展纳入到了新的经济增长当中来，政府和企业间进行土地交易，个人财富也巨幅上涨。

尽管北京和沿海中心城市上海的博物馆热潮渐趋冷却，一些私人博物馆也逐个关闭，但新的博物馆却在内陆的二三线城市迅速地建立了起来。而且，尽管这些新建的博物馆在策略上、教育上，以及人才架构上要做得更好一些，但它们最亮眼的地方仍然在于其建筑。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案例，可以就中国建筑本身的发展进行考察。实际上，本土建筑已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彰显出了独特的姿态和眼界。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龙美术馆（西岸馆），内部空间（清水混凝土上保护剂后），柳亦春｜摄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龙美术馆（西岸馆），内部主体空间（清水混凝土上保护剂后），阴杰｜摄

新一代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从世界各地的设计“理念”中取经，但是，他们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们参与到了中国城市边缘，甚至是乡野地区切实的社会及都市转变进程当中。

因此，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梁井宇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就甚为有趣：“30 年来，中国建筑界的前线即国家现代化的前线。疾行在前线的中国建筑师们无暇左顾右盼，唯有向前。他们凭此专注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建筑与城市的奇观胜景，但却较少留意我们的传统和日常生活。”

斯蒂文·霍尔，四方当代美术馆

梁井宇转而提出了一种能够“连接社区”，且在设计上更贴近平民生活的建筑。举例来说，杭州最近新建的两座博物馆正是此类建筑设计的典范。其中一座是隈研吾设计的民艺博物馆，另外一座名为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

这两座新博物馆都建在中国最好的美院之一——著名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内。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由阿尔瓦罗·西扎（AlvaroSiza）、卡洛斯·卡斯塔涅拉（Carlos Castanheira）和王澍主导完成。这座博物馆将会陈列中国美术学院丰富的设计类藏品，其中既有包豪斯风格的，也有荷兰风格派和德意志制造联盟的，等等。

隈研吾，民艺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内

中国美术学院还成立了包豪斯研究院，为实现博物馆的宗旨——推进中国设计文化发展——打好基础。博物馆的领导层还将当下的中国比作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而中国则亟需让其工业设计回归日常生活，去除表面的浮奢，脱离无尽的消费圈，返璞归真。

这与 V & A 于 2008 年出版的画册《中国当代设计》（China Design Now）中读来让人神魂颠倒的辞藻何其不同！恰逢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8 年在北京举行，这本画册盛赞了一个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的到来，一个值得欢呼雀跃的全球设计领域的新玩家。但事实上，本土责任感意识的出现并不是个新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在广州参与了一场关于中国建筑及都市主义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年轻建筑师刘珩指出：“过去，中国建筑师始终都是一种社会的工具，服务于政府及那些需要他们的人群。人们并不会像看待艺术那样来看待建筑……而我（在国外）所受的教育则是要将建筑提高到艺术的层面，努力让观念回到本土，与社会共融。然而，我却发现，这个社会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我的想法。”

阿尔瓦罗·西扎、卡洛斯·卡斯塔涅拉、王澍，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内

2005 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在由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和侯瀚如主持的一场关于中国博物馆建筑的讨论中，陈泱就表达了相同的忧虑：“不管是速度还是质量，中国博物馆的工作模式在艺术项目的执行上完全无法胜任。在面对面地和观众及艺术家工作这方面，需要学习和提高的还有很多。”

这是极为严厉的批评，而我最近听闻的张永和与侯瀚如的批评则要更为严厉：“大多数时候，这些建起来的博物馆都没有任何项目······要么就是大多数的项目基本都和公众利益毫不搭边。”

扎哈·哈迪德， 香奈儿流动艺术展馆，曾在香港、东京和纽约，目前在巴黎

在同场讨论中，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徐文玠提出这样的疑问：香港是否真的需要四座巨大的博物馆。她问道：“这些新的文化设施能否真地满足香港人民的需求和利益？”

大多数时候，中国博物馆的建造要归因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放眼整个中国，很大一部分博物馆的建成都要归功于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以及由此而诞生的大企业及数量可观的富人。

扎哈·哈迪德，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对公／私的界定与中国是极为不同的。在中国，“公”通常指的是“官方”，“私”指的是“个体的私人空间”。前者关乎国家，后者更多是民间行为。然而，中国目前要面对的却是私人博物馆已然开始出现的难以为继。尽管近年来博物馆的数量急速上涨，但却少有能撑下来的。

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已经运营了八年之久，也在近期宣布将会出售。仅仅依赖个人、中国政府当前的大力反腐、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再加上中国艺术市场当下的发展状况如拍卖业绩的下滑，还有中国经济整体的不景气，都多少让这些博物馆显得弱不惊风。因此，看看中国博物馆的前沿还发生了些什么动静也能打打气。举例来说，看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在建筑及设计领域开启的一系列精良且独特的公共项目吧。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张永和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的观点：“我心中的确有一座理想博物馆。实际上应该是两座。其中一座用废旧材料制成——之所以使用旧材料，是因为在我看来，博物馆的内在始终都和时间相关。另外一座理想博物馆是多快好省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甚至不是固定的，因为哪怕是其固定藏品也会随着时间扩展和变化。所以，我希望能够建造一座没有定型，几乎无形的博物馆。这样一来，这座博物馆就能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形。”

我觉得，这个想法极为有趣。张永和的同行，业余建筑工作室的王澍也在近期指出：“专业建筑设计的一个问题是把太多的思考放在了一座建筑上。对我而言，任何缺乏全面思考的建造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的确，中国博物馆建筑的主要问题难道不正在于想太多……建筑了吗？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个展览的参展建筑师都是极有洞见的。他们的洞见也对他们设计的实施者及客户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尽管尚无完善的博物馆学，但中国博物馆建筑呈现出一种重要的建筑拓扑学，这或许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建筑拓扑学。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