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走进位于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市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的墙壁年代久远，前方是一个宽广的露天庭院，从这个庭院可以俯瞰蔚蓝的地中海。进入博物馆之前，我在庭院处停下来，望着棕榈树在风中摇曳，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漂荡。进入博物馆，首先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巴勃罗·毕加索创作的陶瓷盘。这件作品凸显了毕加索以简洁的线条表现面部特征的高超技艺。一个房间里面陈列着胡安·米罗的版画，画中人物的姿势极富表现力，我看得出了神。两位大师的作品让我着迷，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

接着我步入以“爱情与死亡”为主题的主展厅。我发现在展厅的一侧有一些塑料袋，袋子里装着貌似鲜血的东西。袋子吊挂在一条管子上，像在输血。上下排列的两个螺旋状的圆圈将袋子固定住。我绕着袋子走了几圈，盯着袋子仔细看，感到惊奇与迷惑。在袋子后方，离地面60~90厘米的地方，挂着一组镜子，镜子按不同角度摆放着。镜子中映出参观者的腿部，包括我的腿。镜子后方倒挂着一棵小树，树干细窄，树枝上有许多黑色的小鸟，朝右对齐站着。而地板上有更多这样的小鸟，像是果实成熟后从树上掉下来似的。我对这些陈列品感到好奇，同时对它们的意义感到迷惑不解。

博物馆的一名守卫看到我迷惑的样子，用西班牙语跟我交谈。当他发现他的话让我更加困惑时，就改用英语。他友好地带我走到房间角落的一叠资料前，这些资料解释了每位艺术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我需要借助这些解说资料来理解这些陈列品的意义。不是因为我此刻身处西班牙才需要解说资料，即使是在我工作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当代艺术研究所，我也需要通过解说材料才能理解陈列品的意义。

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市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参观的经历引出了几个基本问题，我试图在这本书中加以阐释。当我眺望地中海的时候，我觉得光线、海水、色彩都很迷人。但是，是什么使得这个景色迷人呢？我敢肯定，如果我的父母亲跟我一起站在那里，他们也会觉得景色迷人。我想换做是你，也会这么觉得。当我们看到漂亮的景色时，我们的脑部是否会产生某些特殊的反应？我的直觉告诉我，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景色很迷人。如果我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对这种美的反应是否具有普遍性？除了眼前看到的自然景色，人的面孔与身体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美。自然景色、人的面孔与身体成为艺术的重要主题，并且在我们脑内的不同部位占据特殊的位置，这仅仅是巧合吗？当我们看到人的面孔与身体感到美的时候，与看到自然景色感到美的时候，脑部是否会产生某种类似的反应？

弄清楚我们被美的对象吸引时的脑部活动，并不能解答如下问题：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对象是美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能够提高人类生存机会的智力跟生理特征一样，是经过演化形成的。在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改变了某些行为特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挑选能给他们带来健康后代的伴侣。涉及人的美：人面部与身体的某些生理特性会显示人的健康情况。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选择伴侣时看重的一些生理特征，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是美的特征。涉及景色的美：对于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祖先来说，既安全又有丰富资源的地方更具有吸引力。这样的地方能帮助一小帮人存活下来，尽管是过着艰苦而野蛮的生活。当我眺望地中海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平静的快乐。沉浸在美景中，我感到身心放松。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人类祖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然而，这种快乐与欣赏露台上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的快乐不同，与品尝香味浓郁的西班牙杂烩菜饭的快乐也不同。这些快乐是什么，如何与审美或艺术相关联？欣赏毕加索制作的陶瓷盘与米罗的版画也能让我感到快乐。我欣赏他们高超的技艺，喜欢那些明亮的色彩与充满活力的线条。我想如果将米罗的一幅版画摆在自己家中，那该多好。我不知道买这样一幅版画要花多少钱。

这种快乐的感觉引出一个问题：审美体验是怎样的？在我们脑内，处理快乐的情绪系统处在远离表面的深层结构中。这些深层结构包括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脑内还有各种传递快乐的化学信号的神经递质，如阿片样物质（opioid）、大麻素（cannabinoid）、多巴胺（dopamine）。但是，不同类型的快乐在脑内会转换成单一的化学信号吗？木兰花香气给人带来的快乐，与赢得一次打赌或欣赏马克·罗斯科的画作时感到的快乐有相似之处吗？

为了将快乐与审美体验联系起来，我们陷入了一种悖论。人类经过演化，对美的对象产生反应，因为这些反应对生存有用。但是，审美反应并不具备有用性。脑内特定的奖赏系统与我们的渴望相联系。漂亮的面孔与身体对应的是我们对性的渴望，漂亮的风景对应的是我们对安全的渴望。适应性特征对最实际的需求很有用，这些需求包括找到一个伴侣，生育健康的后代以及在一个残酷的世界中生存下来。然而，像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与伊曼努尔·康德这些18世纪的理论家认为，审美体验是包含“不涉及利益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的一种特殊体验。审美体验的快乐是独立的，它不会超出自身范围，与有用性扯上关联。当我看着米罗的版画时想道：如果将它放在自己家里，肯定会产生令人惊叹的效果。这种幻想确实让我感到快乐（也许这种快乐不如真的买到这幅版画时的快乐）。然而，获得的快乐不是审美快乐。如果这些理论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审美快乐不涉及利益（这种观点绝对没有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就陷入一种悖论。不涉及利益的兴趣怎么可能具有适应性？类似的，如果奖赏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具有有用性，那么奖赏怎么可能带来审美快乐呢？由于我在这本书中探讨的主题是美、快乐与艺术，因此我需要解决这个悖论。

不涉及利益的兴趣在脑内引起的反应是怎样的？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会描述一系列利用老鼠面部的快乐表情做的实验。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与他的同事确定脑内有两套奖赏系统，即喜欢系统与想要系统。这两套系统彼此靠近，通常一起运作。我们喜欢想要的东西，想要喜欢的东西。尽管这两套系统通常一起运作，但也可以分开。喜欢却不想要是怎样的感觉？这是一种不包含想要得到的冲动的快乐。也许审美快乐就是这样一种快乐，是一种没有被想要“污染”的喜欢。想要却不喜欢是怎样的感觉？典型的例子是毒瘾发作时的感觉。吸毒者对毒品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喜欢的程度。吸毒成瘾是反审美状态的典型。

毕加索创作的盘子等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到目前为止，我将美、快乐的理论与我在帕尔马博物馆的经历联系起来，但我还没有探讨让我感到困惑的、以“爱情与死亡”为主题的展出（被固定在螺旋状圆圈上装着鲜血的袋子、按不同角度摆放的镜子、落在地上的小鸟）。虽然这些艺术作品很有趣，但我不觉得它们美。我欣赏它们的感觉与我欣赏毕加索与米罗作品的感觉不一样。这些展品引发我各种情绪，但这些情绪不是令人愉快的。我的感觉混合了好奇、厌烦、困惑，甚至是厌恶。这些展品真的是艺术吗？我们大部分人会将艺术与美联系起来。如何将这些当代作品与很多人认为艺术是美的、令人愉悦的想法相调和？是否存在一条分界线，一旦越过这条分界线，则需要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博物馆负责人等文化领军人物向其他人解释艺术的神秘之处？布莱克·戈普尼克（Blake Gopnik）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很多年。他认为大部分艺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意义或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各种信息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信息很少与美、快乐相关。然而，理解意义或信息并不容易。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从半途中插进一段很复杂的对话，并且天真地期望自己能明白对话的内容，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戈普尼克认为，研究艺术的科学家满脑子都是18世纪的美学理论。神经美学与演化美学也许是最前沿的科学，但是它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于当代艺术。

关于艺术审美，我的看法是要制定一个能够容纳所有艺术的框架，包括当代艺术以及其他任何时期的艺术，甚至是50年后或200年后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认识艺术审美体验的三大要素。由心理学家岛村（Art Shimamura）提出的三大要素包括感觉、情绪与意义。在艺术中，引起感觉的可以是绘画作品明亮的色彩及醒目的线条，也可以是音乐的韵律与旋律。由艺术引发的情绪通常是快乐，但也可以是厌恶或其他任何微妙的情绪。艺术的意义可以是政治、智力、宗教、仪式方面的意义，甚至可以是颠覆性的意义。艺术家可以让观赏者参与到文化对话中。我们需要的框架能够包含各种感觉与情绪，并与各种可能的意义相关联。从事艺术工作的有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艺术哲学家，他们对这三大要素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不管理论家认为哪一方面最重要，都可以在一个科学框架中进行验证。然而我们知道，当代艺术对科学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挑战的内容包括弄清楚科学是否能解决艺术的意义问题，以及这个挑战是否为科学设定了一个界限。

我们的脑部是否有一个专门处理审美体验的神经网络？对脑部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神经网络是不存在的。如果将审美各要素分解开来，明显不存在专门处理审美感觉、情绪或意义的特定的神经网络。我们应该明白，艺术是一个灵活的整体。“灵活的整体”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脑与演化机制。我们的神经子系统可以进行灵活的组合，产生审美体验。形成审美体验的特定的子系统是受经验与文化操纵的。由于整体的各部分可以灵活地参与运作，艺术或审美体验可以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印象主义画作如今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但在最初的时候却受到鄙视。当然，人类的脑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并没有变化，我们的知觉与奖赏系统还是一样的。发生变化的是建立在知识与经验基础上的特定的知觉与奖赏系统之间的联系。艺术与审美体验具有丰富性，甚至是不可预测性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灵活性。依靠这种灵活性，审美的各要素才得以组合在一起。

米罗的画作。图片来自网络

我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具有艺术本能吗？本能是一种行为适应，之所以得到演化，是因为它能让我们的祖先在应付环境时具有某种优势。在对艺术本能的证据进行考察后，有一点很明显：确定适应性行为由什么构成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尤其在涉及像艺术这样复杂的对象时。我们不得不发挥想象，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周围的各种机构，还有使个体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的一些东西，与我们为什么会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基本上没有关系。人类是属于过去的生物。

在演化过程中帮助人类存活下来的那部分特征仅仅只是人类的一部分特征而已。不是组成人类心智的所有特征都具有适应性，有些特征会与时俱进。古生物学家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将演化副产品称为“拱肩”（spandrel）。拱肩是一块三角形建筑空间，由圆柱与拱门在一个空间内相连接而形成。拱肩在建筑设计中不具有功能性，只是其他重要结构（如圆柱、拱门、墙体）的副产品。但是拱肩不只是作为背景，它可以变得很突出。如教堂或其他经典建筑的拱肩经常被装饰起来。拱肩的出现是一个意外，因为它不属于空间结构设计的一部分。但它可以发挥有趣的作用，甚至成为空间的一个焦点。

研究艺术演化的学者倾向于在两种观点中做选择：要么将艺术看作一种本能，要么将艺术看作演化的副产品。将艺术看作本能的学者指出，艺术无所不在。不管在古代文化中还是在当代文化中，都存在艺术。如果艺术无处不在，那么它当然是一种本能。已故哲学家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甚至将著作的题名定为《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将艺术看作副产品的学者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艺术实践具有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并且受文化决定。“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认为艺术不具备任何有用性，艺术肯定是对我们祖先有用的其他能力的副产品。仅艺术具有多样性这一点就质疑了认为艺术是一种本能的观点。这么多不同的对象怎么可能是一种本能的表现？我将会论证，将艺术看作本能或演化副产品的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艺术的普遍性与多样性，我们需要采用第三种方法来思考艺术。一种在日本被饲养了250多年的小鸟可能启发我们想到第三种方法。

我的旅行从欣赏帕尔马海湾的美景开始，接着观赏毕加索与米罗的作品，思考自己对这些精致优雅的作品的情绪反应，最后对以“爱情与死亡”为主题的展出感到困惑。在这本书中，我会做一次同样的旅行，只是速度更慢。我从令人兴奋的美开始讨论，接着讨论令人愉悦的快乐情绪，最后探讨令人惊奇的艺术。我将向你展示，我们的祖先如何受本能驱使对美产生渴望，而我们又是如何徜徉在艺术世界的。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