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黄永砯获得2016年德国“沃夫冈罕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用该奖的特邀评委、香港M+美术馆首席策展人郑道炼的话来说，黄永砯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庄严感、不可思议的图像学特性以及缜密的智性思维。黄永砯是这个时代的吟游诗人。

而他也是一位喜欢保持沉默的“吟游诗人”。在黄永砯为数不多的媒体发声中，总是惯常以一种“黄永砯反对黄永砯”的诡辩式回答使听者陷入迷惘。近日，在方所书店成立五周年之际，黄永砯极其罕见的，在广州和成都两地进行了两场名为“或者沉默，或者乱说”的演讲。本报记者借此机会对黄永砯进行了专访。

占卜者之屋

不要相信黄永砯

是理解黄永砯的要点之一

黄永砯早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时正值“85思潮”，那个年代最先锋的艺术家思考的问题是“个性解放”，黄永砯却已经开始致力于在作品中去除掉一切主观的痕迹。他做了一个罗盘，用掷骰子的方式，靠随机性画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非表达绘画》。

那是黄永砯为数不多的架上作品，因为他很快就彻底抛弃了画笔。黄永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的“厦门达达”是当时最叛逆的美术运动群体。这个群体最着名的行动是在一次展览之后把所有作品一把火烧掉，然后在焚烧现场的地面上用灰烬写了一句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当然，黄永砯并没有践行他的“誓言”，否则现在的世界上不应该有艺术家黄永砯了。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曾经说，理解黄永砯的要点之一是“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

黄永砯对哲学研究颇深。他研究禅宗、周易、道教，还有维特根斯坦、杜尚、博伊斯……但据说，他最爱的还是维特根斯坦。“世界上有一部分事物是不可言说的，对于这部分不可言说的事物，我们只能保持沉默。”黄永砯给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添上自己的解释：“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乱说”。

在黄永砯看来，语言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事物，而沉默则是更为可靠的发声方式。他所欣赏的美国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曾经做过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音室，然后发现进入其中可以听到两种本来听不到的声音，一个是身体里血液的流动，一个就是精神的声音。“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声音，当你完全沉默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的声音出现；而当你在说的时候却很危险，因为你可能正在乱说。”所幸的是，一个这么不信任语言的人是艺术家。“说话不是我的本分，我的作品都是沉默的。”

他沉默的艺术品体量巨大，不发一言，却在视觉和心理上极大挑战观众，使他们情不自禁陷入到一些宏大命题的思索：关于人、关于人的欲望和野心、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关于宗教、历史、自然和宇宙。

最近，黄永砯最受关注的作品莫过于在巴黎大皇宫里展示的“帝国”。一条巨型海蛇骨架，盘旋在由305个集装箱组成的8座绵延山脉上，中间是吊车搭建的拱门，拱门上放置拿破仑一世1807年2月在埃罗战役中所佩戴的双角帽，该作品总重量为980吨。

总有人追问黄永砯各种符号的寓意。比如：为什么是蛇骨？它象征着什么？为什么总是动物的标本？为什么它们的头不见了？但黄永砯拒绝回答这种问题。他保持沉默，或者反问：“作品在那里，为什么还要阐述？”再或者他会回答：“没有为什么。”

帝国

毕业作品我只设计了程序

过程和结果都是随机的

广州日报：最近在看什么书？

黄永砯：约翰·凯奇的《沉默》，2015年的最新版本。约翰·凯奇是美国的前卫音乐家，最着名的作品叫《4分33秒》。音乐会上，他坐在钢琴旁，打开琴盖，但不做任何事情，台下的观众各种骚乱。到4分33秒，约翰·凯奇把钢琴架盖上，宣布演出结束。“沉默”是约翰·凯奇创造的核心概念。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本中国发行的介绍世界音乐史的小册子的末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当时我也在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的传统，禅宗的书、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经典。可以说当时我在同时接受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传统。

约翰·凯奇是音乐家，对西方的音乐传统非常熟悉，但当时促使他做这样一个革命性改变的有两个原因，一是铃木大拙当时在美国做的禅宗讲座，一是《易经》。我知道约翰·凯奇用《易经》做音乐之后，又开始有很大的兴趣去研究《易经》。这个巧合非常重要：我是通过一个美国人去了解《易经》的，正如这个美国人是通过一个日本人了解东方禅宗。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传播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一个“他者”完成的，“他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广州日报：您从美院毕业的时候，毕业作品叫《非表达绘画》，这个绘画也是直接受到约翰·凯奇的启发？

黄永砯：约翰·凯奇是这样用《易经》做音乐的：声音、节奏、速度和力度都事先做好了图表，再根据《易经》的卜卦方法，抛掷上万次的硬币来对图表进行选择，靠随机性来完成整部作品。我的《非表达绘画》是把画布分成八个等份，等于是一个八卦；然后我做了个八等份转盘，转到哪里就在画布上的哪个位置画上一笔，这一笔的颜料是由骰子去选择25种颜料中的一种。这25种颜料都不是非常规颜料，没有油画，没有水粉，而是油漆，洗笔油，脏水之类的。等于是我设计了一个“怎样完成作品”的程序，但这张作品的完成过程和它的结果完全是随机的。

广州日报：当时正值“85新潮”，最前卫的艺术家是脱离原来的意识形态，做个性化的表达。可您的作品却是将“主观”也打掉了：不做自我表达，把作画的主动力交给随机性？

黄永砯：我们画一张画，人家总要问你想表达什么东西。而且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讲究个性解放，所以这种个性的表达就更重要了。但我觉得只是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没有辩论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艺术家都是很简单的，说我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我反对这种倾向。作品产生之后就不再受艺术家控制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帝国》，官方宣传册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集装箱象征全球化，拿破仑帽象征军事、政治等。这是您心目中的标准答案吗？

黄永砯：“标准答案”这个词不是特别妥当，因为这不是考试。艺术创作没有一个事先约定的东西。艺术作品本身是生长中的事物，当它产生之后它还在生长，这个生长过程，就包括对它的各种解读、看法。

广州日报：您在讲座中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如果一般的观众都能看透艺术家，艺术就不存在了。但您关心观众是否理解您的作品吗？

黄永砯：我在创作的时候没有设定观众，作品不是为观众而产生，作品本身是超越个人的——当然它有公共性，它需要展览，但观众的群体是不固定的。一个观众今天说看不懂，但他明天可能看得懂；他永远看不懂也没有关系，总会有人看得懂。作品是为了某些观众，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观众。

我其实不太关心别人能不能看得懂我的作品，我甚至不太关心评论。作品产生之后有它自己的生长过程，它有生命，所以不是艺术家能控制的。昂贵不是装置艺术本质的东西

广州日报：据说您毕业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4年学的东西，用了10年的时间才呕吐干净。”回头来看，学院教育是否真的对您毫无意义？

黄永砯：如果呕吐是有意义的，就不能说吃下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广州日报：怎么看待您在几十年前抛弃的架上艺术，依然是国内审美的主流？包括学院教育？

黄永砯：这个没关系，因为世界是多样的。学院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人需要它，但我不需要。

海蛇

广州日报：有人说装置艺术是昂贵的艺术，必须得有很大的资金量。所以装置艺术在国内很难发展起来。您同意吗？

黄永砯：这完全是误解。我在20世纪80年代做装置艺术是去街上捡东西，别人不要的东西，我拿来用。当别人不要的东西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时，你就有了无穷的来源。所以我说年轻人应该面向社会。我不否认某些时候装置是昂贵的，但这不是它的本质。

广州日报：当代艺术，是不是观念比技巧更重要？

黄永砯：不能这么说。应该说：人很快就被技巧所吸引，而且人习惯看表面的东西，因为太容易。在这个意义上，观念比技巧更难做到。黄永砯，1954年生于福建厦门，1989年移居法国，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离开中国之前，他是激进艺术运动“厦门达达”的发起人。二十年来，黄永砯用作品探讨了当代许多重要话题如冲突、经济、宗教、自然等，他的作品经常被喻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寓言。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