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渐渐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战争期间被掠夺的艺术品却在拍卖行中屡屡现身，这些艺术品的归属问题却是一笔各有说法的糊涂账，2016年12月9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大屠杀期间被没收艺术品归还法案》这让二战受害者的继承人重拾了索回自家被盗艺术品的信心。无独有偶， 2017年2月26日，一名纳粹后裔主动归还波兰文物成为了“纳粹艺术盗贼”后裔的楷模，在艺术品市场繁荣的当下，这两个事件皆“由情而起”：

纳粹后裔归还“掠夺”的波兰艺术品

1939年12月，一名栗色头发的维也纳女子走进波兰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in Krakow）。

她是夏洛特·沃特（Charlotte W·chter），她的丈夫奥托·沃特（Otto W·chter）刚刚被任命为克拉科夫纳粹州长，他们选址波托基茨宫（Pa·ac Potockich）作为纳粹办公地，并走进这座城市博物馆，几乎将博物馆各个部门所藏精品据为己有。

克拉科夫纳粹州长奥托·沃特

根据1946年波兰政府的评估，沃特掠夺了“博物馆最精美的绘画作品、古董家具、以及军事铠甲等藏品”，时任馆长对她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敦促她归还。然而，这在当时并未奏效。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预计有超过50万件艺术品被掠夺。

迄今为止，波兰文化部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可能出现的“二战”流失文物。但因为无法强迫现持有人归还，波兰政府不得不在拍卖会上举牌买下“自家”被抢走的文物，而在其中很多文物的卖家就是“二战”期间掠夺者的后人。

但是，2017年2月26日一名纳粹后裔归还文物的举动标志着波兰政府几十年对文物追索的努力初显成效，也希望他的举动成为曾经“纳粹艺术盗贼”后裔的楷模。

78岁的霍斯特·沃特（Horst W·chter）是沃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自己的父母在“二战”结束后从波托基茨宫带走的波兰文物中的三件归还波兰政府。这三件作品分别是：波托基茨宫的绘画、17世纪的波兰地图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克拉科夫雕塑。

2017年2月26日，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艺术品归还仪式

欧洲议会副议长兼波兰法律正义党成员Ryszard Czarnecki 认为，“这可能是有史以来首次，一个曾经的纳粹家庭，主动送还战争期间所掠夺的文物。”

其中，克拉科夫波托基茨宫（Painting of the Potocki Palace in Kraków）出自伯爵夫人茱莉亚（Julia Potocka，1818-1895）之手，图中描绘了描绘了Artur Potocki在波托基茨宫的阳台与马车内带着行李的亲戚告别。

茱莉亚，克拉科夫波托基茨宫

霍斯特·沃特说母亲很喜欢这张画，战争结束后她将这张画从波托基茨宫父亲的办公室带回奥地利的家中，并一直悬挂在房间中。

尽管在几年前，霍斯特·沃特曾尝试将这幅画篡夺于战争期间的作品送还波兰波托基茨家族，但并没有成功。因为作为波兰贵族的波托基茨家族不希望和纳粹的儿子有任何瓜葛。

波兰波托基茨家族对这位纳粹后裔的仇恨无不道理，因为就是1940年，霍斯特·沃特父亲的一道命令将大约68,000名犹太人驱逐出克拉科夫，而当1942年希特勒任命他为乌克兰加利西亚的州长时，他对犹太人的杀戮更是愈演愈烈。即便在75年后，“沃特”这个姓氏在波兰仍不愿被提起，波兰官员甚至不愿意与臭名昭着的纳粹罪犯的儿子谈判。

交涉归还这些艺术品最终通过波兰政治和历史学家马格达莱纳·奥格雷克（Magdalena Ogórek）完成，当时他与霍斯特·沃特一起著写一本关于沃特父亲奥托·沃特的书。奥格雷克在沃特文章所涉及的老照片中发现了17世纪的克拉科夫地图，深究此事时，霍斯特·沃特说出了母亲1939年在克拉科夫博物馆偷走了这幅17世纪地图。但奥格雷克也表示，霍斯特·沃特此次归还三幅作品出主要是其自身意愿。并且他们均出席了2月26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归还仪式。

霍斯特·沃特在仪式表示，自己并没有觉得归还艺术品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只是以此纪念1985年去世的母亲。在2015年纪录片“我的纳粹遗产”（My Nazi legacy）中，霍斯特·沃特曾在镜头前承认自己的母亲“自豪”成为纳粹，且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所做正确。但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只是纳粹手枪上的齿轮。最终在逃亡阿根廷的途中于1949年不明原因地死于罗马。奥格雷克在梵蒂冈的一份秘密档案中发现奥托·沃特很有可能死于毒药谋杀。

但另一个问题也不能被忽略，如今仍有大量“二战”期间被掠夺的艺术品流失他国，其中很多很有可能仍在当时掠夺的纳粹官员后裔手中。对此，欧洲议会副议长兼波兰法律正义党成员Ryszard Czarnecki 说：“我希望这些画的回归将鼓励拥有被掠夺艺术的其他家庭归还它们，而不是将作品送上拍卖会。”

美国颁布新法案后，被劫艺术品回家依旧艰难

2016年12月9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大屠杀期间被没收艺术品归还法案》（Holocaust Expropriated Art Recovery Act，下简称HEAR 法案），以法律条例规范那些在战争与屠杀中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归还事务。法案生效后，被重新找到的艺术品都将有6年的时间等待失主或失主的继承者们领取。这项法案将帮助二战受害者的继承人回收自己家庭在二战期间被盗的艺术品。

如今，弗里茨·格伦鲍姆（Fritz Grünbaum， 1880-1941，犹太艺人）的家族继承人正在努力讨要两张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

一直以来，格伦鲍姆收藏的449件艺术品归宿一直饱受争议，1938年纳粹在维也纳格伦鲍姆居住的公寓没收其艺术品收藏并将他送至达豪集中营而后死亡，多年来，格伦鲍姆的家族继承人一直声称其中包括81幅席勒作品在内的格伦鲍姆收藏被纳粹“偷走”了。

犹太艺人弗里茨·格伦鲍姆

然而，收藏家、艺术品经销商和一些博物馆则反驳说，这些艺术品并非被盗，1956年格伦鲍姆的嫂子向瑞士一家艺术品交易商合法出售了53件席勒作品。

但是格伦鲍姆的家族继承人却争辩说，在本案和其他相关案件的判决都是基于过去的法律，“HEAR 法案”颁布后，对于被“纳粹掠夺”的观点应该被再次定义。

和格伦鲍姆收藏的席勒作品类似，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也因为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被德国犹太人裔后代起诉并索赔1亿。诉状指出，在1938年，勒夫曼夫妇为筹路费，不得不卖掉毕加索的名画“演员”（The Actor）。一个名叫郝克（C.M. de Hauke）的以12000美元买下此画。后来美国司法部查明，郝克是走私贩，专门偷运纳粹党掠夺而来的艺术品。

而Met在其网页中称：“勒夫曼在1938年把该幅画给予毕加索的画商，而后数度易手，1952年，汽车继承人塞尔玛·克莱斯勒·福伊（Thelma Chrysler Foy）把它捐给博物馆。本博物馆坚信，这宗官司没有法律或和事实依据。”

毕加索，演员，1904

如今，格伦鲍姆家族继承人正在追索的两张席勒作品分别为“穿黑色围裙的女子”（Woman in a Black Pinafore，1911）和“遮脸的女子”（Woman Hiding Her Face，1912）它们于1956年出售瑞士艺术经销商。但格伦鲍姆家族继承人的律师却说，这笔交易是非法的，因为直到这两件作品出现在2015年的艺博会上，他的委托人才发现这两件本该由自己继承的作品，不在自己的手中。

席勒，遮脸的女子，1912

其实早在2005年，格伦鲍姆家族继承人就开始了对格伦鲍姆所藏艺术品的追索，但均以败诉告终，其中一幅波士顿商人大卫·巴卡拉尔在1963年以4,300美元买下的席勒作品，2015年拍出130万美元。而此次即将出售的两幅席勒作品“穿黑色围裙的女子”和“遮住脸部的女子”估价大约在500万美元。

“HEAR 法案”的颁布后，此案的判决还不得而知，但更多的美国人却认为， “在大屠杀期间遗失的艺术品不仅仅是财产；对许多受害者来说，它们还代表着对家人的回忆。”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