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同时建议艺术家们“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从西方文化艺术和哲学中汲取营养，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但是，国内不少艺术家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仍停留于表象，缺少深入的观念表达，同时，国民大众的审美取向也受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影响，以至文艺创作的整体品位每况愈下，低俗文艺呈泛滥之势。学习西方的初衷是为启蒙，而非颠覆。颠覆精英文化，解构主流文化，对主流价值观淡漠，对低俗、媚俗的文化艺术推崇与传扬，是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文明背道而驰的，也非文艺发展的正途。因此，中国美术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要向低俗文化、向媚俗文化说“不”。

艺术不怕俗，但害怕低俗。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文明价值有高低之分，而文化形态无贵贱之别。具体到“雅”与“俗”两种文化形态，我们无论喝掉多少茅台，恐怕也不能说俗文化就一定低于雅文化。但是，一旦俗文化越过伦理底线，而成为低俗文化，鸣鼓而攻也就自然而然。

文化形态本身无贵贱之别，但凝聚文化形态的文人心理却有低俗和高雅之别。一时之利，一时之誉，都可能滋生低俗的文化心理。《汉书·艺文志》中有句话：“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扬抑，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由此可知，所谓哗众取宠之低俗文化心理，至少在汉代就已存在。可是，无论低俗的文化心理如何取宠，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没有偏离自己的航道。一路下来，从《诗经》的“言志”开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品，有豪放有婉约。这期间，是否也有低俗的文化心理以及低俗的文艺作品？当然会有。不过，大浪淘沙，时间是最好的杀手。面对一人、一时、一地之低俗作品，不必大惊小怪。唯有大地蓄江河。

此外，关于低俗文化的认定标准也有一时意气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在批评或摒弃低俗文化时，不能不警惕的。

众所周知，曾经聚讼纷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和海派之争即是如此。京派文人周作人《上海气》一文就曾奚落海派多的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儿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而另一位京派文人沈从文批评海派则更进一步：“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而海派文人的反击也是迅捷的。苏汶《文人在上海》一文，尖锐指出：“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称为‘海派’。”“恶意”这个词，表明了双方“意气之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其作品也可能有的高雅，有的低俗，切不可一概而论。

“奉旨填词”的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既有“眠花宿柳”一面，又有“白衣卿相”的雅号。他的作品既有雅致的文人世界，也有市井里巷，雅俗并陈。“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在某些人眼里是一种荣誉，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却可能正是其不屑的理由。因此，雅与俗，还有一个现代评价问题。从福柯“规训社会”理论看，这种认定又隐含了复杂的权力关系，是权力/知识作用于意识形态并形成判断标准的过程。俗文化的意义是美的而非政治的，而低俗文化的意义是政治的而非美的。这也是不可不察的。

在视觉文化已经发生转向的今天，我们谈论任何学术话题，都不可忘记马丁·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也就是说，“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中，这个“被把握”的姿态和福柯的“规训”理论一脉，都强调的是“权力/知识”。而所谓“低俗”，也是这种强调的一种结果。

“被把握为图像”的东西充斥着权力和影响，我们关于“低俗”的认定，也同样如此。在我们强调高雅艺术时，这也是不能不思的一个方面。

中国美术的发展当然要摒弃低俗，但摒弃低俗还只是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摒弃”本身，只是革命的动作，而非发展的全部方向，更非建设的成果。从发展到建设，中国美术也如其他文艺形式一样，一路走来，不是没有低俗，而是那些被称为低俗的东西被淘汰，用句古诗说，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低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低俗以及低俗是怎么来的。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