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Misha Vyrtsev

德国和以色列档案馆为卡夫卡的手稿花落谁家的问题走上了法庭，但这已经不仅是法律的拉扯，更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问题。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位粉丝曾经将他的小说装订成册，整理成整整三大卷送给卡夫卡，但卡夫卡却暴跳如雷：“这些乱涂乱画……不过是把自己脑海中的恐惧倾泻到纸上而已。”他回复说：“它们根本不应该印出来，还不如统统烧掉。”不过与此同时，卡夫卡还相信他在生活中除了写作之外再没有别的目标了：“我这个人就是由文学做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很显然，卡夫卡在小说中展现的矛盾心态不过是彰显了他对自己内心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他有权把自己可怕的想象强加给这个世界吗？“如果你帮不上忙，就应该保持沉默，”卡夫卡若有所思，“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无助感侵蚀到别人，害病人的病情恶化。”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无力感让卡夫卡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坛占据了一个亮眼的位置。《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约瑟夫·K则一睡醒就被捕，来到一个不大正规的法庭，被扣上不明不白的罪名。这两个主角已经成了现代人物的典型。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认为，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己时代的精髓。

如果卡夫卡能活到今天，读到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这本充满戏剧性又不无深意的新书《卡夫卡的最后审判》（Kafka‘s Last Trial），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的“乱涂乱画”竟然有这么高的价值、波及这么广——不仅在文学领域被捧上神坛，还影响到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巴林特这本书的核心是一场官司，因为这些幸存的手稿当时都为个人所有，保存着手稿的伊娃·霍夫（Eva Hoffe）目前住在特拉维夫，而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为了将这些手稿收归国有，耗费了近10年。这场争夺在当时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所以现在揭晓手稿的最终归属应该不算剧透了。在2016年，以色列政府从垂垂老矣的伊娃·霍夫手上夺回了手稿，赠予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在巴林特的书中，这桩案件已经远不止遗嘱和法律条文这些细枝末节的拉扯了，它提出了更加重大的问题，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就在这场惨无人寰的屠杀中遇难，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卡夫卡后来患上了肺结核而英年早逝，在某种意义上逃过了大屠杀。伊娃的手稿是母亲埃丝特·霍夫传下来的，而埃丝特之所以能拿到这些，都是因为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死后的遗稿保管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馈赠。霍夫原本打算把这些手稿都卖给位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和其他的德国文学安放在一起。但这样一来，德国文化界就要引发一场地震，因为这意味着德国默许认可卡夫卡的德国作家地位，尽管他从来都没有过德国国籍，只是一个布拉格人，生于斯，且常住于此。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坚持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人民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手稿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以色列。

1924年，卡夫卡去世，时年40。在当时来看，他根本不像是个能够跻身世界名人堂的人。在德国文艺圈他虽然小有名气，但一直以来，卡夫卡并不是个职业作家，平日里他有一份正经工作，在保险公司处理法务问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却总能把活儿干好。卡夫卡在杂志上发了一些短篇故事，也出版过几本薄薄的小说，包括今天成为经典的《变形记》《在流刑地》和《饥饿艺术家》，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博得多少关注。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审判》和《城堡》在当时还只是手稿，到卡夫卡离开世界的那天，都隐没在角落里无人知晓。

《卡夫卡的最后审判》

众所周知，卡夫卡希望保持现状。布罗德后来去给卡夫卡清理书桌的时候，发现在临死前他给自己留下的信。在这封“遗嘱”中，卡夫卡希望布罗德能帮他把手稿、日记和信件全部焚毁。但布罗德太仰慕卡夫卡了，甚至视为偶像，他没有按照好友的心愿行事，而是花上自己的余生来编辑这些小说、投给出版社并奋力推销——他还为卡夫卡写了本小说，在布罗德的书中，卡夫卡化身成一个叫“理查德·加尔塔”（Richard Garta）的角色。布罗德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卡夫卡在人们心中永葆青春，也让自己青史留名。虽然布罗德本身也是个高产的作家，有一些不俗的作品，但今天的人们提到他，往往都是因为他和卡夫卡的友谊。

然而布罗德违背卡夫卡意愿，出版手稿中的小说到底是不是道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引发了整个文学史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巴林特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正如巴林特说的那样，“布罗德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唯一一个遇到这种两难窘境的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也希望屋大维能在他死后焚毁《埃涅阿斯纪》的诗稿，但他的遗愿同样没有得到满足。违背作者的希望，保存他的作品，这就意味着这件艺术之于读者或观众的重要性更甚于其创造者。从严格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布罗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卡夫卡的作品得到出版，不计其数的读者们从书中获得了愉悦与启示，成千上万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们也有了工作。而要是这些手稿真的被烧掉了，受益者就只有驾鹤西去的作者。

不过卡夫卡是个由文学织就的妙人啊，他就真的希望自己作品付之一炬吗？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卡夫卡的遗嘱，就会发现这封信其实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晦涩难解、模棱两可，一百个人能得出一百零一种解读。更重要的是，这封遗嘱还泾渭分明地划清了他已发表的故事和未发表作品的界限，他认为，那些发表过的东西才是“有效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想出版这些东西，”卡夫卡补充说，“看如果有人想保存它们的话，我也不会拦着。”他似乎留有一丝残念，还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找到读者。他选择布罗德为自己实现遗愿，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个绝对不会按自己指示办事的人。这看起来就好像卡夫卡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流传后世，但不愿意自己担起这个责任。巴林特在书中总结说：“即便是在自我放弃的时候，卡夫卡还是受困于优柔寡断。”

布罗德呢，他从来都没有质疑过好友卡夫卡文字中的重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成功为《审判》和《城堡》找到了出版商，但直到三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才真正遇到了伯乐。当时纳粹主义甚嚣尘上，读者们愈发觉得，自己就真真切切地身处卡夫卡描绘的世界中——伪造的法律和无意义的暴力。尽管当时纳粹的反犹主义禁止卡夫卡的作品在德国发表，他的作品还是风靡起来。

1939年，就在纳粹军队占领布拉格的当晚，布罗德逃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多年来，他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还逃到了巴勒斯坦，在特拉维夫定居，直至1968年离开人世。和许多被挤出纳粹德国的移民一样，布罗德一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更加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当地的文坛只看重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品，巴林特在书中也指出，卡夫卡的小说在以色列本土的地位从来没有达到过欧洲和美国的高度。

马克斯·布罗德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德国学者坚称卡夫卡的手稿所有权应该归于德国，由德国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价值，而不是被遗忘在耶路撒冷的哪个角落里落满灰尘。然而反驳的人会说，要让卡夫卡把自己的遗产留在那个杀戮了他家人的国家里的要求简直厚颜无耻。巴林特在书中引用了某位以色列学者一句扎心的话：“德国人历来就不懂得爱惜和照顾为何物，他们连卡夫卡三个妹妹的性命都照顾不好。”那么以色列有没有权利拥有卡夫卡的手稿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牵扯文学因素以及法律问题。贝林特在书中写道，法官把这些手稿判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就意味着“肯定卡夫卡本质上是个犹太作家。”但这就是《卡夫卡的最后审判》全书最核心的问题了：他到底能不能算作犹太作家呢？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我们能获得什么？又有没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居住在犹太群体中，被身边严重的、有时甚至会诉诸暴力的反犹主义围剿。虽然他成长中与犹太教的接触不多，但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深受意第绪语戏剧和犹太教哈西德派民间故事的影响，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梦想要搬去巴勒斯坦，甚至还为此学习了希伯来语提前做准备（卡夫卡的希伯来语笔记本也在伊娃·霍夫的遗产中）。

但如果你不知道作者的身份，读完卡夫卡的书，你也根本不会发现他是个犹太人。“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像寓言中的角色一样，具有普遍性：约瑟夫可能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如此，许多犹太读者，包括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还是觉得卡夫卡的作品是脱胎于他的犹太民族性，反映其作为犹太人在中东欧地区的生活的。卡夫卡属于那一代犹太人，他们已经脱离了说意第绪语的东欧传统，但也无法融入轻蔑、敌视犹太人的德国文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德国的犹太作家“后脚被先辈们的信仰和传统死死拽住，前脚不断摸索，但从来没找到新的落脚点。”

一旦你开始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寻找这种进退维谷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中那只被困的猴子历尽苦痛终于学会如何融入人类的世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中主人公吱吱作响的音乐支撑着一个不幸的民族；《审判》中的约瑟夫·K则被一部自己一无所知的法律判了死刑——这里每一个角色都是困在犹太身份中的卡夫卡的化身。最重要的是，卡夫卡对法律无比痴迷，站在复杂难解的司法系统面前，他倍感困惑，这种心理感受实际上已经上升到神学高度了，究其原因，这都是他心中犹太法律已经迷失，不可挽回的结果。

尽管如此，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作为犹太人所感受到的、被巴林特称作“根深蒂固的漂泊不定感和缺位的归属感”的这种经验，视作一种现代人都会遇到的普适性体验。与传统脱节、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体系下生存、冷不丁地成为暴力的靶子，这些事情几乎横扫了二十世纪。德国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预言，描述了“未来的集中营的样子、将来法律任人拉扯的命运……以及许多个体瘫痪的、无能的、被煽动的、垂死挣扎的命运。”这位作家的姓名已经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了一种预言，给那个所有人都将面对的命运冠上一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手稿归根结底是被送到德国还是以色列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