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的电信大楼，建筑师：扬科·康斯坦丁诺夫，建造时间：1968-1981。图片来源：yeowatzup / Flickr

1966年，战后先锋派建筑的开创者之一、巴西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在圣保罗的别墅区干了一件不无挑衅意味的事。他的创造是：两座显眼的几何形房屋，水泥裸露在外，与邻近建筑偏向保守的风格格格不入。

三年后，距离此地仅数英里的圣保罗大学开设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院楼引人注目的水泥外表，有意给人造成一种出自非熟练工人之手的印象，它被赞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绝妙表达。

可惜的是，如今人们更倾向于拆掉这种风格的建筑，而非再建新的。但这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建筑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不同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许多粗野派建筑表达的是一种进步主义乃至于乌托邦式的愿景——期盼社群生活和公有制。如今，为保护这些建筑而斗争，也就是为捍卫这份社会遗产而斗争。

巴西圣保罗的保罗·门德斯·达·洛查之家，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洛查，建造时间：1964-1966

粗而不暴

“粗野主义”（Brutalism）这一术语发源自英国，但也受到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作品影响。英国建筑师艾利森（Allison）和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夫妇以及建筑批评家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于1950年代将其发扬光大。此称谓与英文形容词“蛮横无理”（brutal）并无关系，它指的是法文词“无雕饰的、未经加工的”（brut，对应的英文为raw）。

起初，“粗野主义”是指公开展露其结构与原材料元素的建筑——通常是以砖石、钢筋或水泥制成的建筑，墙面未经粉刷且不带任何装饰。一栋建筑究竟用了什么材料、其结构如何以及服务于什么目的，均不应隐瞒。战后社会中的激进真诚（radical honesty）理想正是由这些原则构成。

该术语借鉴自粗野派艺术（Art brut）一词以及勒·柯布西耶所谓的纯粹水泥（béton brut/bare concrete）。在综合性社会保障房“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的施工期间（1947-1952年），勒·柯布西耶在跟各建筑公司打交道时感到无谓累赘过多，遂决定只留下外表无任何修饰的巨型水泥柱。他称此方法为“纯粹水泥”，对1960至1970年代的标准建筑规范而言，这是一项决定性突破。从勒·柯布西耶、班纳姆和史密森开始，粗野派建筑理论和美学的基础就此奠定。

法国马赛的社会保障房，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建造时间：1947-1952。

与此同时，新一代建筑师也开始在其现代主义先驱的功能主义美学之外尝试另辟蹊径。婴儿潮时代积攒下的高消费能力、低劳动力成本，以及空间时代踌躇满志的进步主义信念，令人们开始追求风格独特、具有雕塑般外貌且日益巨大的超级建筑结构。

例如，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的电信大楼看上去就很像一座老式的宇宙空间站；其核心部分、楼梯间和水泥支撑结构都完全裸露在外。建筑的材料及内部活动不但是公开的，而且还得到了刻意的夸大和赞颂。

在建筑风格上服膺科学客观性以及功能主义多年之后，建筑师们一夜之间又找回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尽管他们依然保有对新技术的热情。譬如，伦敦南美银行就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空调技术，其楼顶与复杂的楼层结构形成了悬臂结构。自顶楼垂下的巨柱回应着周围银行清一色的古典式外观所蕴涵的不无压迫感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指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所牵涉到的诸多内涵，如权威、不朽、奉献精神等等——译注）。

与此同时，公共领域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农民进城以及婴儿潮意味着城市的迅猛扩张。千百万欧洲人一下子从简单的居住转入了以电炉和中央供暖为标志的现代世界，提供这一切的则是福利国家。

在战损严重的内城区的重建过程中（有些也遵循粗野派风格），大量的新建筑也在城市边缘拔地而起。方兴未艾（或者再度发现）的“大工程”（mega-projects）热情推动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性住房计划，某些计划甚至试图以区区一处综合性建筑来安置全部的城郊人口。

鉴于其扩张之迅猛，粗野主义难以被化约为某个单一的指导性目的或政治态度。从奥地利和日本的文化中心，到悉尼和圣彼得堡的大学，再到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邮局，乃至于各国的图书馆、私人别墅、微型住宅、大型建筑综合体、教堂、清真寺、医院、宾馆、市政厅、幼儿园和监狱——粗野主义征服全世界仅用了不到十五年时间。

英国亨斯坦顿的现代中学（今名：史密斯顿高中），建筑师：艾利森/彼得·史密森，建造时间：1949-1954。

自我实现的预言

建筑师们不仅对其设计抱以乐观态度，更深信建筑将会得到充分的维护。但战后的经济腾飞和福利国家的扩张很快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与之伴随的是对“成本最优化”（cost-optimization）的疯狂执念：省钱第一。不少建筑在落成后不久即迎来毁弃的命运。

衰退很快开始，趣味的变化也来得同样迅速：起初，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为耶鲁大学设计的艺术与建筑大楼屡屡登上主流建筑杂志的封面。但仅仅过了十年，该楼的内部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到了1970年代，历经石油危机、越战和持续环境破坏等一连串变故，巨型水泥建筑一下子成了为建制派理念站台的符号，沦为了斗争对象。其巨大的形体不仅象征着建筑师的自高自大，也是政府部门在好年景里放开手脚花钱、大兴土木来彰显其对无限经济增长之信心的见证。詹姆斯·邦德系列作者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当时打算为反派想个诨名，揣猎克塔（Trellick Tower）的设计者埃尔诺·戈德芬格（Erno Goldfinger）的名字恰好成为了不二之选。

社会保障房在英国的快速铺开也令粗野派街区里的犯罪率大增，频频登上头条。在撒切尔夫人实行紧缩政策的日子里，这些建筑及其居民也有如命定一般地遭到遗弃。不受待见的粗野派建筑全方位地被无视了，甚至被指有碍观瞻。它们的被弃成了一桩自我实现的预言，以至于等待它们的唯有爆破。

当然，鉴于粗野主义这个词牵涉到的建筑师（其中仅少数人愿意称其作品为粗野派的）、气候、文化、预设以及工程项目实在太庞杂，它招来批评的理由并不限于维护成本。有批评正确地指出了它们的败笔：楼层规划极为复杂，过于考验人的方向感；平面化的楼顶分段不当，容易开裂；钢筋加固不充分，对水泥造成难以维修的损害；无视周边环境的纪念碑式尺寸，清一色的水泥灰，它适合出现在专业建筑师的镜头里，但却不适合英国的多雨天气。

然而，当我们抛弃这群1970年代的灰色巨怪时，可能会有为了倒脏水却把孩子也一连倒掉的风险。我们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二十世纪中最为前卫的建筑风格的绝佳范例。

保护什么，如何实施？

距离粗野主义的全盛时期已过去将近五十年，俄狄浦斯式的反应渐渐地褪去。我们父母一代的建筑慢慢地成为了祖父母一代的建筑。但拉开距离之后或许能产生一种新的、较少偏见的看法。在许多地方，历史保护也开始关注起1970年代的建筑来。且有越来越多的发起者开始鼓励和支持此项工作。

眼下，有关水泥建筑的书籍汗牛充栋，且这类建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惊人的热度，种种迹象皆表明粗野主义的名望正在恢复。从最起码的角度讲，裸露的水泥已经打了个翻身仗。

然而在水泥布谷鸟钟的热卖和保护建筑本身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诚然，在这个节能政策变本加厉的年代，如果不使用绝缘材料和塑料，简陋且绝缘性能不好的水泥墙是很难翻新的。然而，除非有谨慎周到的思量，否则以能源效能为导向的创新仍会有将粗野主义的最核心理念葬送掉的风险：也就是物质上的真诚性（material honesty）。

替代选项也不是没有，譬如德国本斯贝格（Bensberg）的市政厅在经过大规模的现代化翻修之后效果就还不错。拜细致工作和新方法所赐，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hm）的“城堡”既保持了昔日的光辉，又透过灵活变通照顾到了大部分的节能要求。

粗野主义不一定非要成为新时代建筑风格的宠儿。只要人们多加留意这些建筑的存在，其保护工作就已经获益良多。如果你多年来走过某座建筑且从未留意到它，那你也不大可能感觉得到它的消失。一个用心端详过某座建筑的人则会有迥然不同的反应。

在粗野主义的黄金年代，辈分更老的建筑常常在未经思虑的情况下就被毁掉了。这就难免引出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我们的子女和孙辈是否会摇头叹息，追问我们缘何在今天做出了如此的决定？

从另一面看，在人们重拾对粗野主义的欣赏这一语境下，戈德芬格设计的揣猎克塔成了中产小资的乐园（经过简单翻修）。对新一代人而言，生活在这座标志性的摩天大楼里，在价钱（还算）承受得起的十五楼俯瞰伦敦风景，自然是无比拉风的。旧的社会冲突开始被新的取代：住房单元的私有化令彻底翻修整座建筑变得寸步难行。工人阶级家庭仍被新的邻居赶走，且正在为反对出售公共所有的社会保障房而展开政治斗争。

今天，粗野主义与以往一样具有政治性。包括这些建筑能否免于被毁的命运、谁能够以及谁应当在其中居住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建筑师可以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社会自身来回答，其途径是政治行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