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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西多尔·伊苏与字母主义运动,蓬皮杜艺术中心
2019-05-27 10:05:48 来源:中国美术报 作者:阿弥

Isidore Isou, “Réseau centré M67” (1961), oil on canvas (73 x 60 cm) (© Adagp, Paris, image courtesy of Centre Pompidou)
Isidore Isou, “Réseau centré M67” (1961), oil on canvas (73 x 60 cm) (© Adagp, Paris, image courtesy of Centre Pompidou)

人们很难对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1925-2007)的身份做一个确切的界定,因为他有太多面了:他是一名画家、诗人、理论家、剧作家,是桀骜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们口中的“艺术家中的艺术家”。不光是身份,他庞杂玄奥的知识面和文化产出也总让人感到困惑——这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当前的伊苏同名回顾展上,便可窥见一二。展览基于艺术中心新近收藏的伊苏作品,涉及的媒介包括油画、电影、现成物、录音和文字,是对伊苏丰富且激进的一生的全面性回顾。

伊苏1952年作品
伊苏1952年作品

伊苏1925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犹太家庭。在二战刚刚结束的20岁,他偷偷来到法国,开始新的生活。刚到法国不久,他就结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朋友,其中包括安德烈·布雷东、特里斯坦·查拉——更重要的,是诗人兼艺术家的加布里埃尔·波美兰(Gabriel Pomerand),后者与伊苏一同发起了字母主义运动(Letterism,伊苏于1942年发明的术语)。字母主义吸收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以及达达派的前卫发音方法,其中,查拉、拉乌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和科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的有声诗对其影响最深。其中,施威特斯的诗常常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旨在指出战争背景下,各个国家通过语言交流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和达达派不同的是,字母主义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字母、抽象符号和声音的有机组织上(即形式的美感)。对于伊苏来说,字母主义诗歌和无调性音乐非常相似。

Isidore Isou
Isidore Isou 'Hypergraphie, polylogue', 1964

字母主义的创新性在于,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一种不用非得建立在单词基础上的交流方式。这种既理论又实践、既美学又政治的运动,旨在使社会摆脱对传统语言结构的绝对迷信。通过字母,伊苏设想了一种改造艺术和生活的新的方法。作品《多元逻辑》(Polylogue,1964)是用字母图案装饰的中国式平底鞋。鞋面和鞋底上,是不同形式的“超图”(hypergraph,潦草的抽象字母)。艺术家仿佛要用这种方式表明:字母的力量如同鞋子,可以带着人们走向任何想去的地方。

Isidore Isou, “Sculpture Hypergraphique (Polylogue)” (1964) (photo by the author)
Isidore Isou, “Sculpture Hypergraphique (Polylogue)” (1964) (photo by the author)

伊苏还创作了很多字母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并不以韵律和抒情知名,而是以其书写到纸张上的视觉表现力而闻名。在一系列混合了摄影和绘画元素的作品中,伊苏的字母主义观念得到了较为直观地呈现。比如,在《雾中镶嵌》(Inlays in the Fog, 1961)里,旋涡状的字母嵌套在黏稠的雾气中;在《中心网络M67》(M67 Centered Network, 1961)里,写满字母的网状结构如同受到重力一般,不断向下滴落,而仔细辨认,画中的网是一台打字机的形状。

Isidore Isou at Centre Pompidou, Paris (2019) (installation view)
Isidore Isou at Centre Pompidou, Paris (2019) (installation view)

1946年1月21日,查拉的戏剧《逃离》(La Fuite)于老鸽巢剧院首演,伊苏也前往观看。不过,按照达达主义的挑衅传统,伊苏在现场高呼:“达达死了!字母主义万岁!”剧终时,伊苏跳上舞台,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的文学思想,并读了几首他早期的诗。即使字母主义无情地批评了其他的法国知识分子,但在1947年,在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和让·波扬(Jean Paulhan)的支持下,伊苏依旧发表了字母主义的奠基之作:《新诗歌和新音乐概论》。其中,伊苏使用了任何字典都无法识别的字母文字,描述了从波德莱尔以来的法国诗歌的解构之路。他宣称,“字母”是这一解构过程的最后阶段——更宽泛地说,“符号”代表了艺术全面复兴的可能。

Isidore Isouat Centre Pompidou, Paris (2019) (installation view)
Isidore Isouat Centre Pompidou, Paris (2019) (installation view)

1976年,在字母主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伊苏的理论被汇编成一本长达1390页的巨著,取名《创新》(La Créatique ou la Novatique),手稿也在蓬皮杜进行了展出。在书中,伊苏表达了对这个充满复制和剽窃的庸俗世界的不满,并提出了他对人类发展的新设想。

Isidore Isou, “Numbers XXI” (1952) oil on canvas (photo by the author)
Isidore Isou, “Numbers XXI” (1952) oil on canvas (photo by the author)

除此之外,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是伊苏于 1951年拍摄的35毫米的实验电影《毒液与永恒》(Traite de bave et d’eternite)。这部电影曾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引发骚动。影片一开始并不特别,伊苏在圣日耳曼大教堂四处游荡,大声宣扬着自己的字母主义理论。但是,没过多久,画风一转,出现了工人在工厂做工和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破坏性场景,伴随的是独特的绘画性画面以及各种恐怖的面容。电影的画面和声音各自独立,以“差异电影”的形式猛烈地攻击了电影传统。这部影片对美国前卫电影制片人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产生了很大影响。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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