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林善文
时间：2007年11月21日
地点：北京艾维克酒店
林：看到你昨天在展览上忙忙碌碌的招呼大家，我觉得这个展览的成型和你有很大的关系。
严：是的，因为把这批作品收集起来，每一个“星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我联系的，因为其它人跟他们不熟，我和他们交流就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都是在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而且能够把办这个展览的目的说得比较清楚。策展人朱朱和投资人海波就可以做一些具体细节的东西，朱朱主要是编辑那本画册，利用我们提供的材料，并且对参展画家一个个地采访，整个编辑起来也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我们这批人谈得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相隔了近三十年，中国变化那么大，许多年轻的人根本无法体会那种社会状态，我想朱朱一定在画家们的描述中有一次经历了文革后的悲壮的激情。当然，他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及对画家的提问上展示自己的观点，因为有了当年的作品和文字记载，再加上大家的回忆，剩下来的就是
评说，这样展示历史，我想是最有说服力的了。
林：最初的想法是谁提出来的？
严：我在大约三年前具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纽约的一个美国教授诺曼，他对我说，在美国的英文杂志和介绍中国当代艺术书中，很少读到关于星星画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作品介绍。他关注星星画会是因为我向他像讲故事那样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后来利用我展示的照片和读本编辑了一本关于我在那个时期的书，是1974至1984年我在北京的情况。这本书用了两年的时间，于2005年用伊朗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觉得更应该出星星的画册，最好有当时作品的展览配合。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向从日本移居回北京的星星的发起人黄锐提出让他来做这件事情，他说还要等等，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一年后2004年，我又向他提议，他还是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当时他在做北京798艺术节的项目。于是我就和一个海归回来创业的人谈起这个事情，她积极响应，可是后来在签了合同之后还是中止了。后来我又和北京“现在画廊”的黄燎原联系，他有兴趣做，但是他们的条件是三分之一的作品要卖，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很难操作，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作品我是借过来的，还有很多作品艺术家可能不愿意卖，最后也就没有合作成。直到我碰到在南京的海波，他曾经是诗人，现在很少写了，他在南京有一个自己创办的“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我遇到他也就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我和他说这个事情，那么他说，“我来试一试，我要做。”我说不是试试，是要做。他说“行，我有信心。”那么我同时指出，这将会很不容易的，会有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另外，既然办这个展览会把许多当年的作品收集在一起。我就希望尽可能的把能保留下来的保留在一起，放在一个博物馆里，或者一个空间，让以后的人都能看到，因为中国现代美术“星星”画派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那么对历史尊重的话，是值得我们用这些作品来说明和展示那个时代的，展示我们是怎么从“十年浩劫”之后，从“思想禁锢”中开始突破出来的。
林：星星画会在1989年在香港做过一次十周年展是吗？
严：对。
林：而今天的这一次应该是最完整的吧？
严：这次要比在香港那一次，参展者要多得多，同时香港那次展览的作品有很多是星星成员出国以后创作的作品，这一次就不同了，全是出国前的作品，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原生态的保留了79年到84、85年期间在国内那种情况下创作的作品，要比香港那次的展览更完整。这次还同时展示了当时文学团体“今天”的文本，以及诗人、作家当时油印的被称为地下刊物的文本。呈现了当时的文学艺术气氛与这些人的处境。
林：那么这一次就相当于“星星”1979和1980年在北京做了展览后，到今天才重新回来做的…..
严：对，就是从80年到现在了，27年，星星在中国没有过展览。所以说中国的变化，你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为什么文革后中国现代艺术的源头只能到现在还要靠画家们自己来做？这个时候才能做？！因为以前不能做。现在各方面都在回顾中国文革以后发展的一些情况，一些回忆录，一些东西，它也是一种潮流，但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过从79至85这一段“星星”画派创作的作品，哪怕现在的这个展览也是展览十天，也是在北京的一些人能看到。所以怎么办呢？！我和海波的设计方案就是说尽量能够把可能的留下来放到一个地方永久陈列，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
林：那么现在有没有整体的收藏什么的呢？
严：这个是由我和海波在慢慢地做，我和星星艺术家们说了这个理想，大部分艺术家很配合，比如何宝森、李永存、马德升、邵飞、宋红、曲磊磊、尹光中等，还有一些人因为当时的作品全部被收藏了，自己手里已经没有了，想配合也没有了作品，我们就会想办法从收藏者手中买回来，这样买回作品时也有一些收藏家很配合，因为认同我们的这个理念，所以没有狮子大开口地要价，说明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觉得有意义。甚至有一两个人还是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是继27年前我们又做了一件具有当年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首先我们就是把这个时期的作品和文本尽量完整地留给中国人，这样后来的人才能有根据地进行评价，我们自己不做评价。有了这个“模式”，其他城市在那个年代的文化艺术运动也会逐渐被启发性地回忆，也会也应该挖掘这样的东西。我们的这一次就是一个模式，让人知道对历史的尊重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实现。因为这种展示同时也是对比文革期间我们所破坏的东西，为什么现在我们老是说文物多么多么重要，一拍卖就是多少多少万，可是文革期间我们干什么了？全部烧毁砸掉！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石雕全部被砍掉了脑袋，我们对后代人犯了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林：今天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当然“星星”它从艺术运动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你们这种情结的人，有了更多的现代主义的这种眼光来判断这些作品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严：对，这些作品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你们年轻，可以说啊呀，现在什么都可以画，不稀奇。这是一种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不是一个运用历史眼光来看的态度。这样就把自己从能够吸收一些信息的处境中拉了出来，把自己给推出来了。但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起伏的过程你尊重不尊重呢？为了避免过去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人类需要不断地反省，就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文革的反省。从现在来看，星星画会的行为和作品正是一段新历史的铺垫。真正的历史学家，美术史学家，绝对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可惜中国这种人很少，因为艺术界在物质和明星效应的冲击下变得很浮躁很表面，都在急功近利地获取眼前的名利，但是这也没有错，因为这是一个可以选择个人生存方式的年代，可是我们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选择的，全是国家安排的，你能想象辞职是不允许的吗？
所以权力回归是多么重要，我们要求的正是权力回归，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年代，要争取自己的表达权。一个思路比较清晰的人，对这些事情应该是能看透的。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给一部分希望吸收这些营养的人准备的。不能吸收营养的人或者不需要这些营养的人就免谈了，他不会去思考或重视这个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也就无所谓。
林：对的。我看了展览，虽然里边大多都是很小的画，像马德升的作品，很小的一个木刻，但是他的像《呼喊》那样的作品，对那种自由的表达，还有宋红画得“双面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跟人的那种内心的关系特别贴近。
严：那个时代的人当然会为那个时代备案，这批画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信息留存。更早的人不能替代，未来人也不能替代，这就说明了记录历史的只能是当时的人，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对他所处的时代负责。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改写的企图，也没有妄想撰写未来，我们就写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星星”表现的就是那个时代。就是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的思想体现在作品上的情形。从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已经拿不出比“星星”画派更具突破性的作品，所以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前卫的、先锋的、开创性的！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画家、诗人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敢于做，这就是思想敢于带领行为的结果。
林：我发现参加“星星”的人，他们的家庭背景很多都是受到了时代伤害的那样一些人。
严：当年中国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家庭很少。甚至农民、地主、富农出身的都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说，整个中国都受到了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的疯狂崇拜的漩涡之中，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除外，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林：但我想说的是，在作品里边我看不到那种私人恩怨的东西。
严：很简单，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龄还来不及怨世，还没有足够的经历，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类似的体制中过来的，所以如何怨世，也是需要现代化进程的，对很多东西失望之后，悲观的情绪有，但是在自然社会中，要求平等的激情总是更强的。
林：从您的创作来看，你作为一个非专业出身的艺术家，你有没有遇到技术上的问题？
严：我觉得技术永远不是问题。观念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当你创作了三、五年以后，技术这个东西就不是问题了，就有了你自己的处理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题材才是更重要的。你要表现什么，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分析是什么，你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技术是为这些信息服务的！另外，商业生产者才更重视技术，因为重复制作和批量生产的需要，搞定一种别人不能与其竞争的技术就成了能否盈利的保证，所以才出现了一辈子画虾画马画猫的人，不断地重复生产，这样的人被捧为文化大师的现象，坑害了许许多多代的中国艺术人，因为文化大师首先是思想大师，而他们的作品根本不介入社会生存现状的判断。他们在每个不一样的年代画的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不能从中考察时代文明的信息，没有信息，只有技术和消费的信息。我把这类画家归类于工艺性的日常生活情趣消费品的生产者，当然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林：从您这么多年来的创作史看，我觉得你的作品一直都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严：那是绝对的，生命在我身上的延续，我自认为我是艺术领域里属于严肃的那部分，艺术就像一块蛋糕，有划分的，有消费的，有流行的，有商业的。真正好的严肃的东西，它比任何商业的都有意义。你看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印象派这些东西，当时它们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甚至颠覆性，甚至很多种技术也都是按照这些想法来创新的，比如拼贴、实物利用等等。可是百年之后突然发现它们在拍卖中是最值钱的了。所以历史需要沉淀，最终最严肃的东西是最值钱的。这个最值钱已经与当时创作的人没有关系了，是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主要是被认识到的价值。
林：我觉得从你的作品到《修补地球》到《良心》这样一种题材，我是觉得你都是带有一种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这么一种关系，
严：就是因为有这些知识分子，有这些创作者表现这些题材，使得我们发出了这样一种声音，它和科学界发出的声音，和一般贫民发出的声音，共同形成了一种向时代和社会呼吁改造的声音。艺术家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所谓的制度也好，人类秩序的改造也好，每一类人他发出他的那一部分，然后总的汇聚在一起以后，才会有可能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不是说一两个艺术家就推动发展了。
林：您怎么看今天的社会问题呢？
严：问题一直都有的，每个社会有它的老问题，新问题，这都肯定存在的，你要说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咱们就谈市场化，什么叫市场化，市场化不是说物质的，产品的市场化，文化也应该市场化，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里有多少东西是市场化的，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市场化，我们创收了多少多少的广告效益，听上去是一个金钱的巨大数字，但是市场化的社会价值并不是金钱所能涵盖的，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辨别好坏的权力！是每个人都有权力发表文章、播放自己声音，然后才会产生良性的争论，而争论的载体就变成了收费的市场行为，比如报纸、电台电视等等，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现在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市场化：谁垄断了资源，就能创收多少多少，这样的市场化也出现在如今的许多国家，甚至被称为全球化来推崇，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我讲给你听，主要是引起对这件事情的思考，也许我也有盲点，但是我不说出来就不会有人来指出我盲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用新的制度而是用经济的市场化来推动文化的市场化，那么慢慢地推，也许要推很久。
林：对。今天的很多东西还是私人在做……
严：许多政府不做的事情民间在做，这也是一种竞争，但是很不平等。这是中国的现状。虽然法律有规定，可以做这个那个，但现在我们是垄断的。还有互联网，从上面能够看到别人的价值观，关于人权的，关于各个方面的，健康的、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信息，我们在不断的接受。这些东西在推动我们思考，最终影响行为。十年前还没有什么互联网，但是现在大家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我同时要提出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基本上天天在吃“新闻展”，来不及消化。这有点像很多人玩命挣钱，新闻也在讲怎么挣钱，甚至怎么奢侈地生活，但是真正如何更好地花钱是一门很高的社会文明技术，而且需要相应的制度配合，才能把钱用在建设更好社会状态的目标上。
林：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对那个时代做出反思的时候了。
严：是啊，你们在做，你们采访就是你们在做，我们办展览也是在做，就像舒婷这次因为有事情不能来，她来信说“收获”杂志也在做这方面的回顾和反思的组稿活动，我们做这个展览也是很有意义的。总是有一部分人在做，总是一部分人在做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林：那么你怎么看那个时代对你们这些人造成的伤害，对家里人的伤害。
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只要看看上千年或者近两三百年的中国，都是一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也觉得人性中恶的东西更多，动物性的东西时常会发作，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法律不健全，这些事情永远会发生下去，我们只能用法律这个平台，让那些坏的行为得到惩罚，让那些想做的人因为怕被惩罚而不去做，当然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也要配合法律，因为一些小事情虽然谈不上违法，但是影响人的质量和风度。人类社会为什么发展到法律和律师那么重要，就是我们要用惩罚使人不敢做坏事情。让敢做的人受到更大的惩罚，让律师把关，让诬告不能得逞，这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不然是没希望的。
林：其实今天看了“星星”的作品，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那种表达，就是那种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一种状态。
严：是的，你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上面来看，那时候没几个人敢这么说，而且很多人没有条件就不说了。我们没有条件，但我们创造条件去说，我们把画挂在美术馆的墙外，就是要说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替代发言。我们想自己发言，行不行？！我们可能在技术手段上不成熟，但这完全不重要了，因为你们这么做就已经替代了多少人想做的事情。那时候，那个时代太多中国人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用文学艺术的方式也是一种文明的方式，它不是农民暴动。就是现在，你也不可能站在天安门广场讲演，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完全不可行的就是自找灭亡，我们不敢，也不值得。我们感受到一个缝隙，我们做一下，试一下看看我们行不行，结果我们还是被禁掉了，禁了以后我们游行，然后接着给我们安排继续展览，都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而且是有一定的胆量得来的，这也证明了当时那种开放性被我们敏感地抓住了，还有一点就是，民心也向往这种表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画展的意见本上赞成与鼓励我们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林：我看了一下画册，还有资料，发现“星星”做起来，也和你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比如说黄锐和他的女朋友，你和你女朋友都是在一起来做事情的。但是你在回忆里只是提及到你和你女朋友之间的关系，我想您能不能做一些补充，就是你和李爽之间，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
严：那时候的浪漫情节，怎么说呢！那时候只要能够借到一部照相机去拍几张照片就觉得很浪漫了，其实那时候的物质太匮乏了，常常是半年或几个月能借到一本好书，能看一场电影，能在饭馆吃一次饭、能去颐和园划一次船都是极其愉快的事情。另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愉快是人类存在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愉快是一种荷尔蒙的、性的愉快。当然你说精神层面的就是我们能画自己的画，她也有这个愿望，我也有这个愿望，那就很高兴，创作一幅好画，互相就很高兴，甚至别人送你画画的材料，比如一些木条板子，几管颜料就高兴地不得了。
林：应该说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严：应该说算是比较深的，同时都在做创作的东西，又是一个画会的，那么就有更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果当时，谁有机会出国的话，可以放弃爱情。
林：那么只是说她跟了那个人是她自己的选择？
严：对，但是我是这么看待问题的：我没有说她选择了一个老外，就阻绕她，反而我替她庆幸，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太闭塞了，“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那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中国人对这句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很多刊物上都登过这个，其实那个时候也存在这样的东西。
林：你说当时有很多人以为你是为自己创造条件，受到很多人的误解。
严：这个误解是避免不了的，但那是别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无所谓。
林：当时你是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处境，是一种压力吗？
严：这个压力是这样的，因为她和我分手之前这个老外就是我们的朋友，与我分手以后不久他们就在一起了，我比较惊讶，但我们还是朋友，因为我们不是吵翻的，是因为从某种层度，觉得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有一些不适应。分手之后她的画还放在我家。她和老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老外还在办理与前妻离婚的法律文件，还在走最后的程序，她就还得等两个月才能和这个老外申请结婚，那么她还需要在我这里画画什么的，那么我就允许了，所以她的“与老外非法同居” 事件发生以后别人就误解了，说她和严力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和一个老外？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是可以澄清的事情，不澄清也不会给我造成压力，别人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林：是不是后来李爽也帮了很多人出国？
严：并没有，她被关了两年，提前两个月释放以后，中国政府等于把她送出去。等于是中国政府也退了一步，因为这确确实实是两个人相爱你就把她判劳教两年，但是判她劳教两年是因为她的这个外国男朋友经常和当时民主墙的人士联系，其实等于是一个政治上的决策。
林：那个法国人受到惩罚吗？
严：他当时就离开了所工作的法国大使馆回法国去了。
林：现在在国外的“星星”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马德升的情况也不是太好。
严：对，因为他的身体情况，因为出了车祸，原来驻拐杖，现在坐轮椅。其他国内国外的星星成员，大部分人还是在继续自己的创作，当然，有些人也有变化，创作少了生活压力大了，有的改变行业了，有的作品比较平淡了，但是那段日子我们回忆起来，我们还是相当亲近的。
林：可以说是那段时间那段经历给了你们意志力。
严：可以这么说，每个人的情形略有不同，但一个人避不开自己那一段最重要的经历，那时都是20出头，30岁，而且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也确实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很特殊的一个事件。说起意志力，还不如说是热爱生活的激情，比如钟阿城、王克平、艾未未、邵飞，薄云、杨益平、宋红、何宝森、陈延生、包泡、毛栗子，等等，都还是很积极健康，没有说太悲观太失落，没有，他们都很坚强。
林：我想，说起“星星”，其实除了对那段时间的关注，事实上也延伸到今天对你们这批人的关注。
严：反正我们都还在创作，创作就意味着思考，脑袋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生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