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让艺术自生自灭 2009-01-13 19:06:03 来源: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 作者:远寒 点击:
岳敏君:这样的作品来源我所受的教育,是过去的某些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东西。岳敏君:拍卖最开始的时候有向拍卖行送过作品,那时候完全还没有市场,有点像展览,展完以后就卖。


  岳敏君《大风大浪》

  记者:您认为金融危机对于艺术的影响中国和欧美国家有什么不同?

  岳敏君:美国强调的是自由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如果看到一个人向海里走,他会警告,或者用各种各样的牌子让你知道马上要涨潮了很危险。但是他不会用手拽你回来。这样,处于险境中的那个人也许会死亡,但也许会开创另外的天地。中国经济是一看危险了,不是警告你,而是把你直接抓上来。或者把你带离这种危险的地方。其实在美术的范畴里,商业结构缺少政府的影响,大多是通过自由经济的运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一段时间很多画价格特别高,有的又很低没人要。差距很大这是经济特征决定的。等到它发展崩溃要淹死的时候,就自身灭亡了。所以美国人认为经济自生自灭有自己的系统,像人一样从出生长大到死亡,这个规律谁也不能控制。而我们中国希望这个人永远停留在30岁,不让他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艺术商业活动中大家都希望永远保持年轻和茁壮。

  记者:那么艺术家能从金融危机中看到哪些好处?

  岳敏君:对于中国这样的不自由市场,金融危机没有什么优点。如果从具体个体来说,对艺术家的创作、淘汰以及艺术选择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因为艺术家如果没有办法生存就要重新选择方向,还有些艺术家可能感觉不闹心了,可以踏踏实实地去创作一些东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帮助。中国艺术市场在金融危机下,改革的步伐会变缓,而只有市场迅速发展的时候反而能解决一些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不自由市场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敏君:政府最近几年提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管理方式落后,文化和精神的落后,使得对很多事物放不开,这些都制约市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从原有已经形成的规模来看,艺术的规模又很大,只是没有转换成按照商业的逻辑来运作。比如中国国家有文化部,各个省有文化厅,各个县还有美术系统,下属还有什么群艺馆,画院什么的。但是这些规模都是由政府负担经费的,创造活力显得较弱。所以艺术行业规模不是没有而是很庞大,只是政府将很多经费花在这个庞大系统的各个环节,却实际没有产生有活力的作品。政府也曾经想过把这个体系完全放到市场上去,但是又怕放手之后控制不了,另外当要想表达自己和宣传自己的时候,也无法掌控。因此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记者:那您是否感觉金融危机下政府对艺术产业更加无暇顾及?


  岳敏君《寻找恐怖主义分子》

  岳敏君:政府最好不要顾及,这样才是最好的状态,让艺术自生自灭,按照自己的逻辑规则寻找道路,然后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探索出新的规则和办法。

  记者:您的作品在秋拍之前屡屡打破世界成交价格纪录,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岳敏君:这和金融危机前全球的经济状态有关系,那时全球流动性过剩,中国的人民币,西方的美元到处都是。而现在金融危机使得很多厂家倒闭,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投入收藏。当然,对于一些收入稳定的人还是会继续收藏。

  记者:去年秋拍您的一件迷宫系列作品在北京保利夜场出乎意料地流拍,是不是因为题材不是大众普遍熟知的“笑脸”?

  岳敏君:这个很复杂,我也没有想过。中国的传统教育都是线性的。理解一个艺术家都是前后逻辑比较明确,变化也在一条线上。公众认为艺术家创作应该在一个脉络上,应该越来越好。比如原来画两只眼睛,明年就要画三个,过几年或许画四个,在递增或者递减中变化,是一种量化的线性方式。而我不是跳跃向前发展,可能会分叉。因为我觉得艺术不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仅仅是在某个空间范围内的创作。

  

  记者:您觉得目前藏家群体对您的迷宫系列有多少认识?

  岳敏君:不知道,我画这个题材的时间比较短,从2005年开始。我也不揣摩他们的感觉,只是凭自己的感受画。如果我要时刻考虑藏家怎么想,追求这些就虚无缥缈了,毕竟我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记者:那您的“笑脸”系列还能走多远?

  岳敏君:“笑脸”肯定要继续画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作品中“笑脸”人物就是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可以在未来任何一个画面出现,只要你转换背景,内容就可以了。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背景也会转换。通常人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都处在两个背景下,一个是作品内人物的背景,另一个是观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背景。所以两个背景的结合下,有的时候一张作品根本就没有变过,比如200年前的画,为什么后来的人觉得它表现出和200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是因为观众的现实背景已经转换了,知识系统也转换了。因此追求“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而现在所谓的“变”其实是受商业思维的影响。商业最根本的是要求“变”。比如服装、手机、电视每一年要改换一下外观。但艺术不是商业,不能因为商业中的“审美疲劳”而频频改变。整个社会也不应该用“变”来判断艺术,否则就是商业企图。  

  记者:但是也有人认为您的“笑脸”系列已经令人“审美疲劳”。

  岳敏君:中国人每个老百姓都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一旦知道权利在哪,就会随意批判任何东西。虽然有时不负责任。但是这样的批评两面性很强,需要批评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不需要的时候又随便乱说。

  记者:您的《教皇》,《处决》等作品打破了个人世界拍卖成交纪录,这些带着暴力元素的作品是否体现着一些生活本质?

  岳敏君:这样的作品来源我所受的教育,是过去的某些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东西。《处决》 实际严格意义上戈雅画过,马奈也根据戈雅作品画过,戈雅当时是描写政府如何处理一些对立面的人。后来毕加索也根据两人作品画过这样的系列。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局限在一种很具体的事件本身,有很强的对错立场。但是我的作品最关键的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手中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记者:我们刊物自春拍以来推出艺术家作品流拍榜,受到较大关注。您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更惧怕流拍?

  岳敏君:只能说明拍卖市场存在问题。流拍会影响拍卖行,也影响送拍的人,以致影响到整个市场。而另一方面媒体为什么要出“流拍榜”,而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这说明社会真实的状况。人人口头都说钱不重要,但是每个人内心对价格高低很在乎。所以,每天报纸上都是和钱的数字相关的内容,比如电影的票房,书的销量。所有的东西哪还有真实评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习惯用数字衡量任何事物。相反,如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榜单出现,我想一定是作品的“痛苦指标榜”,“思想深度榜”等。所以经济社会影响我们判断很多东西。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是拍卖行的中流砥柱,他们会直接从您手里拿作品吗?

  岳敏君:拍卖最开始的时候有向拍卖行送过作品,那时候完全还没有市场,有点像展览,展完以后就卖。后来我看拍卖行做古董、中国画的时候,价格变化令人生疑,就很担心,再也没有送过作品到拍卖行。有些拍卖行很不规范,可以人为控制所谓的价格,有一种欺骗感,稍微有点伦理道德的人就会受不了。不过今年5·12地震后,我们也给北京保利送过作品拍卖赈灾,但是意义和普通的拍卖不同。

  记者:今年奥运前由于圣火在法国遭遇抢夺,卢昊、王广义等艺术家发起取消在法国展览的活动,您也声援参加,您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今年多吗?

  岳敏君: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少。因为目前的社会存在一个问题,普通人没有一个合理方式参与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中去,政府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也没有渠道让公民参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参与什么或者怎么参与。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像此次撤展事件,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最后不像你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和纯洁。毕竟综合各方力量的显现,比如民族情绪、各种政治内涵混杂在一起就变得太复杂。而你当初想得可能很简单,像我们艺术创作的人,稍微复杂一点就蒙了。

【编辑: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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