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简称《众生相1966》）之后，徐唯辛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开始了《历史中国众生相1957》（简称《众生相1957》）的创作。这部作品采取了《众生相1968》的基本创作思想和方式，只是在图像的表现形式上和整部作品的总体构成元素及其构成方式上有了一些区别，《众生相1957》仅仅呈现了“右派分子”这个单一层面的人物及其基本经历，放弃了在这个事件中同样发挥决定性直接作用的其他社会层面，同时，把黑白单色肖像变成了棕色单色肖像，人物简历等文本的呈现方式以及与人物相关的影像资料的呈现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借用了炭精化的形式完成“去绘画”进入纯粹广义的当代艺术的范畴。可以说，这是继《众生相1966-1976》之后的又一鸿篇巨著，可以看做是与之并列的姊妹篇，也可以把这部作品当做《众生相1966》的延展和深化。

　　徐唯辛所以要关注被有意无意遮蔽的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一“反右”事件，再次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关注社会和关注历史的社会责任意识，展现出责任艺术家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的基本走向，探寻中国政治文明从毁坏到重建的历程，以诠释封建皇权形态的巨大摧毁力、重建当代政治文明的艰巨性以及基本走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启蒙意义。

　　《众生相1957》叙述的是当时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怎样从拳拳建国之心与激情洋溢的理性诉求到这个社会力量的轰然崩溃，比较完整地呈现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在整个事件中的经历，还原事件的本来状态。

　　发生在中国1957年的“反右”事件，持续二十来年，与此后的“文革”动乱浑然一体和交织演绎，其社会破坏性可以说不亚于“文革”动乱。作品指涉的是这个事件的整体----从此前的“大鸣大放”到划定“右派”以及“右派分子”的普遍命运，到最后摘掉部分右派分子帽子，彻底平反，这个过程从时间上涵盖了“文革”动乱，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呈现，启迪事件背后的某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治理结构的运行状态。这个事件所以被淡化或者被遗忘，主要因为现象上看并没有“文革”十年涉及那么深远，造成的灾难没有那么广泛和严重，也因为与造成这个事件差不多的政治原因所形成的遮蔽。但事实上，这个事件的破坏性是相当巨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开创了至少1949年以来个人绝对权力的历史进程，甚至就是“文革”动乱的前奏、开端和组成部分。因此，关注“反右”事件，是梳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开端，其中暴露出来的若干政治倾向和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现代政治文明意识、乃至国家目标等等都直接为“文革”这样登峰造极的政治灾难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把“大鸣大放”与紧接着开展的“反右”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与执政党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的政治主张，表现出来的是典型农业文明形态之下封建权力争夺的普遍的、朴素的方式。社会发展日益需要执政党实行公共民主治理的趋势，使个人的绝对权力受到质疑和冲击的时候，这种权力的拥有者便采取了针对种种冲击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基本思路和方法是毫无基本社会规则的农民式的、可以从中国古代“三十六计”中找到出处的“引蛇出洞”与“一网打尽”。按照知识分子善于个人独立思考和表达个人观点的特点，开展“大鸣大放”，紧接着以“反右”的名义将据说55万甚至100万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意识的知识分子打为“右派”（实际直接受到迫害的人数包括受到牵连的“右派”亲属总共超过500万人），顿时给中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社会知识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确信中国知识分子不具有革命性甚至具有反革命性的思想支配下，知识分子从此沦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科学的思想和理性的态度被彻底摧毁，假话盛行，社会运行开始了一种个人政治权力绝对化的道路，实际上也开始了政治癫狂和社会癫狂的历史时期。由于一些原因，对“反右”事件的关注和梳理一直停留在模糊的、若即若离的状态。实际上，这个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它是中国走向政治狂热和经济狂热、社会狂热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失去基本约束和社会运行失去基本契约的开始。

　　徐唯辛在创作《众生相1966》的过程中，充分体验了那种深入那段历史和有血有肉的当事人所深切感受到的巨大精神震撼，也深切感受了作为后来人缅怀和凝视那段历史所产生的灵魂震颤！在一种冷峻的追问中，自然介入了“反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