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追问(2010) 2010-06-18 14:25:07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点击:
技术是一个可以融贯人类所有时代和文明的线索。每个时代和文明都有自己典型的技术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技术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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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燕江

  技术是一个可以融贯人类所有时代和文明的线索。每个时代和文明都有自己典型的技术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技术品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航天飞机、或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类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也许一台苹果电脑、一台山寨手机、一双只卖几美元的旅游鞋、甚至是一个土豆脱皮器这些我们触手可得的技术品才更能代表我们的这个时代。

 

  今天,大型超市、一元店或十元店里总是人头攒动,这里有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品。我的朋友菲利普喜欢逛超市,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他在寻找发明的灵感。他会随手从货架上拿下一个土豆脱皮器对我说,你别看这个不起眼,它能使刮土豆皮这种日常工作更容易,虽然便宜,但销量巨大,同样能赚大钱。

 

  菲利普的梦想是能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小产品,然后申请专利,假如真有厂家用了这个专利,他就可以按销量拿专利费,如果每卖出一个土豆脱皮器他可以得一美分,卖出一亿个就意味着他成了百万富翁。

 

  这就是超市里有琳琅满目商品的原因,它有赖于专利制度、大规模廉价的生产,有效的市场营销等一整套制度的存在。无数的人,无数的机器因为这只小小的土豆脱皮器聚集起来形成关系和网络,项目经理们往往用带箭头的线段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逻辑之网”,我们就生活在这“逻辑之网”中。

 

  回到这只土豆脱皮器,它是如何被创制出来的呢?菲利普希望从逛超市的经验中获得类似的启发,但我宁愿相信这类发明是来自于生活,来自刮削土豆这类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大婶在用一把刀刮削土豆皮时的场景,土豆实在是太滑了,碰巧这刀有点钝,土豆不断地从手上滑脱。这时,她会做什么呢?大婶会停下手上的动作,拿起手中的土豆和钝刀仔细观瞧。“如果这刀能够顺着土豆的轮廓稍稍弯曲一下就好了,这样刀就能抓住这土豆了”,她也许会这样思忖。我宁愿相信土豆脱皮器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它源自人、土豆和刀的一次巧遇,是刀的钝,土豆的滑使大婶停下来。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技术就是巧遇”,他引用阿伽松的诗歌说“技术依恋着巧遇,巧遇依恋着技术。”往下亚里士多德会偏离这个思路,他强调“技术就是一种真正理性的创制品质”,亚里士多德强调技术的理性品质,是基于理性的创制。菲利普是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博士,他研究塑料和玻璃,这似乎与土豆脱皮器的材质和生产制造有关,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理性训练其实与发明这个土豆脱皮器无关。

 

  看来存在两条通向技术品的途径,一条是基于对“物”的观瞧的,这种观瞧和思量是一次与物的巧遇,它源自生活经验的中断,时间在这一刹那不再流畅,我们停下来仔细打量我们遭遇到的“物”,创制活动因此得以展开,这是通向技术品的一条途径。

 

  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另一条通向技术品的途径,它与知识和理性有关,这种对技术的理解是古希腊哲学特有的,它指向自主的知识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承认“经验造就技术”,但强调只有“当一个对同类事物的普遍判断从经验的众多观念生成的时候”,技术才会出现。这就引向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或知识)的讨论,或者说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其实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种技术观符合今天我们对技术的一般理解,今天我们也更习惯使用“科学技术”这一名词。

 

  中国人喜欢讨论“古代中国是否有科学?”这类口水问题,潜台词就是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但按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理解,连“中国古代是否有技术?”都成了疑问。这种错位来自中国人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技术观。简单说,中国式的技术观强调“术”,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则强调“学”。英文的技术是technology,这里的“logy”和生物学biology里的 “logy”相同。“logy”这个词根与逻各斯(Logos)有关,即强调技术是一种理性的公开运用。

 

  汉语把technology翻译成“技术”是带着中国人对技术的理解的。在古汉语中“术”作“術”,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方法和手段。道路即通达,是能够让人达到目的的途径。俗话说“白猫黑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到达、有效是中国人对技术的理解。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这里的“术”又通向权术,虽然有效,但却不能拿上台面公开讨论,颇似今天所说的潜规则。这种趣味和指向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学”大相径庭,“技术学”是通向科学的,它以理性为基础,而理性一定是公开的,它向所有人敞开,是最能上台面的。

 

  现代技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具有强大的能力。这与近代自然科学本身的品质有关,近代自然科学以数学-几何学为语言,强调精密;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思辨性的,强调严格,是一种哲学-科学。今天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并引导卫星飞行的轨道,精确地操控原子的位置。这确实是亚里士多德技术观的胜利,因为亚里士多德强调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操控卫星离不开牛顿力学,操控原子则离不开量子力学。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技术观并不强调“有效”,不强调“能”,它强调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活动。但随着现代技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种关系被逆转了,我们甚至在讲到知识的时候,都强调其“有效”,强调其“能”。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则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两种技术观的形象就变得模糊了。

 

  技术的“大能”给人以幻象,即通过发展和揭示技术的潜力将最终使人获得幸福,使人走上不断进步的通途。新技术导致新生活方式,新生活方式将会孕育新科学,而新科学又会导致新技术。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得到一幅人类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图像。这种幻象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们今天仍走在技术进步的途中。

 

  博览会是近代世界才会有的盛会,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的盛会,电影《钢铁侠2》中,老斯塔克面对“斯塔克博览会”的沙盘发表着技术的宣言,这是属于现代技术的宣言,他的预言虽然超前但确实在他儿子身上实现了。人类终于因技术进步改造了自己,拥有了钢铁身躯和袖珍核动力能源。而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则是科学,斯塔克先生是企业家、浪荡子和冒险家,但首先他是位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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