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时天空的云团已如穹项般厚重，虽不及里查德·巴克明斯行·福勒似的穹窿建筑，但那阴霾已然被阳光照得似发黄的牛皮纸。在北京的天空下，天安门广场人满为患，通向郊外崭新的条条大道，演绎着亦紧张亦平静的生活。距离我的首次中国之行已有十七个年头，那是为了找寻除了长城以外，能让我带去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先锋艺术家，这在西方尚属首举。我眼中的这座皇城，在不分白昼的辛勤耕耘中不断地扩张。

　　在中国，一切都在膨胀，向难以想象的巨大数量增长，而质量则无人问及。在这里人的思维是模式化的，同时又是有些偏激的，他们承载着不知疲倦与循规蹈矩、消费主义与传统、南方原始的资本主义和北方合作的国有体制。而这一切皆向大城市汇聚，与那些过着田耕生活、远离一切变革的农村完全割裂。这些变革，则是在孔夫子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引入西方科技：吸收、咀嚼、消化、再利用，这样的原则保证了自治却无法使人民的文化屈从。同时，这五千年来世界范围内仅有的一例也得到证实：封建天朝的疆域与当今中国的领土吻合。在这罩迅速建起了工业区和住宅，工厂甚至古老的厂房得以再利用。在这罩建起了大山子798艺术区，一大片后工业区里，云集了先锋风格的国内外画廊：从我们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Arte Corltinua)、玛蕊乐(Marella)到程昕东、德国的麦勒画廊(Urs Meile)到韩国的阿拉里奥，和Ium。如今，位于城郊的798已成为一个其他新区争相仿效的模板：同样以数字为标记的北京酒厂艺术区，这里营造出拥有新一代画廊、餐馆、酒吧、精品店的艺术生活气氛。

　　作为高等院校的艺术学院，除了志在建成为一间当代博物馆外，其本身也应意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里的艺术家拥有工作室，并在公共组织和权力机构温和而又审慎的目光中工作。广慈和她的夫人向京也有他们的雕刻工作室，夫人在中国的一家杂志社，整理“时间的碎片”，用文字感化处在精神危机边缘的最后一代;而他，则像波特罗所希望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现实论所颂扬的肖像，讽刺现已变为国际媚俗的“毛”体制下的运动。天安门事件后的一代似乎已被觉醒所震慑，轻易就接受了政权所强加的角色：艺术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对生活和事务的经营管理则是政治。自此，幽魂便在中国的各个领域游荡：现实社会主义、逾越任何版权的抄袭、从衣着到艺术形式、无处不在的极尽忠诚的引文。如今的艺术家在意大利先锋派和美国艺术之间，“popi”与波普并存。“popi”本是同常口头用语，后来则成为了文化概念，中国的评论家栗宪庭对其做了很好的描述：表现无赖、玩世不恭、挖苦和冷漠的意味深长的概念。包括像丁乙、刘伟、徐冰这些生于七十年代、毕业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代。处于不断变革、国家政治社会持续动荡之下的他们，于1989年2月参加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考量出一代人向西方文化寻求认同的一切变革的意愿，也附带上了个体的自由价值。惨痛的天安门事件摧毁了一切希望，幻灭由此衍生，与幻灭同途的，还有冷漠和理想的泯灭。这一切带来了颠覆，“popi”转为政治波普。安迪沃霍尔的和美国的波普被重拾，借消费主义的颠覆作用，反讽了神化了的政治形象。同样源于中国戏剧的荒唐的现实主义，也转变成更具体的形象：从方力钧画笔下荒唐的头部和刘伟父母变形的面孔，到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余友涵的社会视角，到陆春生、曹斐、王兴伟、陈劭雄、陈晓云，再到蔡国强万箭所刺的虎。这些形象标志着一代人想要从孤立中摆脱出来，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照，与其建立一种批判的、俏皮的嘲讽的关系。艺术家冯梦波以长征和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取代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这样的实例并非偶然，这种玷污孕育着变革和绝对的混乱，也解释了毛的名言“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