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它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内涵，往往通过聚啸于网络、手机短信来表达莫名其妙的排外情绪，通过几个小文人-商人炒作《说不》、《不高兴》等书的行为艺术，以码样和稿费的数量来自我吹嘘。但它的意图指向又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用对外的敌意或傲慢来置换对内部体制缺陷的批判与改革，用国家、民族之类的大概念压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用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的漫骂来掩盖真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转移对于弱势群体苦难的关注。

　　这种畸形、变态的所谓民族主义其实是国家主义的变种，同时也是没有专长的小文人靠在社会思潮这个大市场上投机和推销口号赚钱的手段。在民族主义喧嚣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那几付颜色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本民族历史的体悟与反思、对本民族经历的苦难的痛心疾首、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敬重与修养，他们的思想、口号不过是把“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过时了的意识形态，以及“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围困心理改头换面地变成情绪化的、顺口溜式的段子，它们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是过去年代社论文章的通俗版和简写版。

　　中国当代的所谓民族主义具有虚假性和粗鄙性的特征，而民族主义被政党、国家操控因而具有实用性、工具性的特征，更是有长期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政治根源。

　　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被列强侵略、欺凌，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高涨，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民众的不觉悟，偏狭无知和非理性，加上统治阶级的利用——这种利用有时聪明，有时愚蠢，民族主义往往开始表现为自发的、抗拒不正义的外部侵略的群众潮流，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冒险行为马前卒，最后被抛弃和牺牲。义和团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的口号一开始是“反清灭洋”，随即变为“扶清灭洋”，在其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斗争中，也伴之以毁铁路、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教群众等野蛮无知的行动，至于攻打外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甚至杀死外国大使，也是在无知的清廷的教唆、支持下干出来的。

　　这种倾向和特征在往后民族主义情绪发酵时还会出现，比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就表现出排外和仇外的情绪。书中一些章节的标题是“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逻辑可以用这么一个公式来表达：爱国=反美。它的论证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这是作者生造的词，他大概想说“可能有些武断的结论”——本文作者)：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还表现出狂热与不负责任，把国事与人命当儿戏，比如作者谈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负面大于正面，这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但它的两面性往往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却是比较明显的。它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提供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对内部的压迫视而不见或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以“民族利益”和“大局为重”作为理由压制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诉求;它在反对外来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对外部事物不加区别一概排斥，甚至形成排外主义的盲目行动。

　　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在争夺权力时经常打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把“爱国”的口号据为己有，但他们实际上把一党一派之私利看得高于一切，明里摆出民族利益代表的姿态，暗里干着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比如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敉平中国其他军阀，与日本订立秘密协定，以国家主权和领土等重大利益来换取日本在金钱、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人们在历史资料中发现，甚至连孙中山这样被认为是民族主义革命之父的领袖人物 都以争取革命成功为理由，以出让中国主权的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