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人与自然是完全统一的，那时的人与动物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接受自然意志的安排，并共同分享大自然的恩赐。不管是快乐幸福还是疼痛死亡，大家都会绝对的服从，这就是自然。但自从人创造发明了战胜疼痛的方法之后，人便开始有了不同于自然的意志。也就是在人类第一次获得战胜疼痛方法的同时，人便对自己充满着期待，也正是这种期待将人类推向了一个万丈深渊，这个深渊的名字叫创造。创造、创造、再创造，创造的越多人离自然就越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一得必有一失。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创造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这就是强迫人类接受疾病的处罚。

　　为了掩饰自己的损伤，人类不断夸大自己创造的成果，他们四处炫耀自己的财富、技术和权力。随着这种炫耀的继续，疾病的处罚也随之不断升级，这让他们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黄帝内经》说：人之所以患病就是因为“以妄为常，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太容易幻想，如有了一种治病的方法，还想要第二种，有了第二种方法，还会想到长生不老。结果的确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药，也正这些越来越多的药又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疾病，这就如同一个人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人类对自然和疾病的怨恨心理呢？如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否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善意的提醒、警告和关心呢？

　　比如疼痛，这是自然保护人类的重要防御机制，有了疼痛的提醒和警告，人才会知道危险的降临，然后才会想到去寻找疼痛的原因和避免受到伤害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是一种伤害，但更是一种关心，因为这种伤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让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我们今天的医学却将生命的这些防御性措施视为疾病，并对它们进行过度的干预，如一旦遇到疼痛就想到止疼药，甚至想到切除疼痛的组织，仿佛消除了疼痛就算医治好了疾病。其实痛觉的丧失才是一种真正危险的疾病，人一旦失去了痛觉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受到任何伤害，他也不再会有任何知觉。

　　大多数所谓的疾病与疼痛一样，它的首要目的不是让人去寻找药物，而是让人调动自己的潜能和寻找患病的原因。现代医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把患病的最终原因都归罪于细菌和病毒，如果一时找不到那个病毒，他们就会说“病因不明”。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和病毒，为什么同样的细菌和病毒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会导致病症出现呢？现代生物医学不去追问这些应该去追问的问题，却将对病毒的确认当作是医治疾病的终极解释。

　　今天的法律为这些现代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制定法律的人并非对这种医学的危害一无所知，但法律还是会提供充分的保护，这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医学，更不是因为他们尊重生命。它们之所以保护这个现代医学，是因为遵循工具理性和实证科学的这个医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权力。

　　不管他们如何保护和精心设计，一种史无前例的危险正在向人类逼近。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中指出：“现今约有40种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自1967年以来，至少有39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包括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SARS病毒，新传染病史无前例地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近几十年来，新型疾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并跨越国境在全世界传播。”二个月前，192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为全球气候变暖而寻找对策，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动担心，虽然他们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眼前的任何利益。

　　为了走出现代医学的困境，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于一九七七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设想，这一模式也被大家称着是后生物医学模式。对此，大多数医学工作者也只是在道义上表示支持，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增加“自然”的概念，即使之成为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结果也都是纸上谈兵。难以推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医学模式不易量化和控制。不能量化和控制将严重触及到医学的权威和医药制造商们的利益，更大的危险还是会给社会管理者，即那些权力的拥有者带来麻烦，为了牢牢抓住自己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为了牢牢抓住自己的主动权，他们为今天的医学制定了一条底线，即必须坚持技术理性和实证科学。也正因为这道底线，我们才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现代医学和那些权力。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向自然和自己的生命重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了解疾病的欲望和目的，只有深入到疾病深处，我们才能了解疾病的目的和执行疾病的意志。

　　如果说医学反映的是社会和那些权力的意志，那么，疾病反映的则是自然的意志，疾病对人的折磨过程就是调动人生命潜能和唤醒人生命意志的过程，在疾病的折磨中，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但自从人类创造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以来，疾病意志的表现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干预，这种干预对于社会而言是文明的，但对于人的生命和自然而言却是极其野蛮的。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面对瘟疫的流行，用医学去阻止它难道是一种错误吗，是的，因为每一次瘟疫的流行都是因为人的错误，也正因为这些医学的一次次介入才让人类失去了一次次彻底反省和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从而使人类犯下了更多的错误。今天从动植物到水土资源，从食物到气候，从人的身体行为到人的思维和情感的恶化无不是人类无视疾病警告的结果。面对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悲哀，反而认为这就是最让人类感到骄傲的物质文明和精种文明。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的就是人临近死亡的时候，就会说出真话。为什么非要到临死时才会说出真话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因为活着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为了活着，中国人就不得不忍受世俗社会的折磨，这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对活人的制约和折磨。不过，死亡一旦出现，大家就不再顾忌了，这就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中国人的悲哀。疾病不是死亡，而是临近死亡，它是一次预演，一次警告，明白了疾病的目的，人便学会了放弃和了解到生命的真实需要，这时，生命便获得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自由。由此可见，疾病从来就不是什么医学问题，而是自然对人的错误行为的惩罚和警示，人理解了这个惩罚和警示，人就会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抗拒这个惩罚和警示，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一种必然。但现代医学似乎并不理会疾病的意志，反而将疾病的意志视为是自己的天敌，这又是何等的无知和野蛮呢。

　　为了实现重返自然的目标，我们完全可以将疾病当作是一种纯天然的宗教，一种让人敬畏自然的宗教，当疾病降临时，人就会在不断的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疾病也正是通过这种心灵净化的作用来医治疾病和预防疾病的。当然，世俗社会一定不会认同这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必将影响到唯我独尊的世俗权力，他们不但不会认同这种信仰，而且一定会变本加厉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发展高科技医学来对抗这个代表自然意志的疾病，不过，他们不会直接反对自然，而是会高举“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和“治病救人”的旗帜，因为他们深知自私自利就是当代人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