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确已经习惯了自欺欺人的生活，这是因为面对真相就意味着是一种冒险，这不是一种认知，而是现实的过于残酷，因为接近真相的大多数人都将会受到社会的残酷迫害，与之相反，学会说谎和自欺欺人的人则会受到社会的奖赏和鼓励，这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也正是这种愚民政策才造就了今天大多数人对疾病的畏惧。
 

　　痛苦在今天的医学专家和那些掌握特权的人眼里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还是一种罪过，为了医治这种疾病和罪过，除了应用一系列的现代医学手段之外，他们还会生产制造大批麻醉人精神的娱乐产品。他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追求享乐的，这又是一个谎言，正如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曾编造过忍受痛苦就是一种美德的谎言，在那个谎言中，他们又将快乐说成是一种疾病、罪过，医学、法律、道德在这时又将成为他们医治快乐的工具。表面上看，他们可以随意篡改疾病的意志，但自然注定会让每一次篡改承担后果，眼下正在发生的动物和植物种类的灭绝，水土资源和大气的污染，食物基因的变异，以及人的身体行为和思维情感的错乱既是人对自然的恶意篡改，同时也是自然对人的惩罚和警告。在自然世界中，人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违反者，这就是下场。

　　面对自然的警告和惩罚，我们如何才能领会疾病的意志，并纠正自己的过错呢？首先是恢复疾病的自由，这就是让疾病获得一个充分表现自己和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和机会。然后则依照疾病的意愿去纠正我们所犯的错误。

　　《黄帝内经》说健康的生命是“形神合一”的，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主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的就是精神是决定人是否健康的关键。但现代医学只关注人的“形”而忽视人的“神”，但艺术恰恰是表现人、自然和社会精神的最理想手段，或者说，没有神也就无所谓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表现疾病和干预疾病，通过艺术来观察疾病和认识疾病。艺术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一任务，是因为艺术既是人的语言、社会的语言，同时又是自然的语言，与那些科学、政治、法律的抽象概念不同，艺术语言的内容既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动具体的形象，而且还可以是一种力、能量和场，人通过直觉、感受、体验和思维来表现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不过，由于艺术这种自由开放的性质，从而使得它也常常被各种世俗势力利用。如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大部分艺术都具有形形色色的政权、经济、宗教（受世俗权力控制的）目的。欲想看到自然、生命和疾病的真相和意志，我们只能将目光集中在那些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身上，只有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自然和疾病的意志，这是因为疾病在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强行废除和终止社会文化的干扰，并强行取代人的社会思维。正如深受精神疾病困挠的凡高所说“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

　　当然，在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队伍中，也会有一些被世俗文化和世俗权力压迫毒害很深的人，这一类人的身心通常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即使仍有一部分保留，在那个很有限的自我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仍是那个自我的挣扎，中国的徐渭、八大山人、阿炳就是这类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他们的折磨和压迫，以及他们内心的隐忍、沮丧、悲凉、忧伤和委曲求全等，那是一种失败，一种自然生命意志的失败，面对他们，我们只能表示怜悯和同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荷马、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凡高、尼采等，他们虽然也深受疾病的折磨，但一种强大的生命意志却让他们的作品彰显出一种无所畏惧的生命张力，看他们的作品，人会热血沸腾和精神亢奋，这就是自然生命意志在这些艺术家身上的反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与西方人崇拜超人和中国人崇拜俗人和世俗权力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还是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疾病对人精神的影响，以及自然、社会和人之间激烈残酷的冲突和斗争。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寻找到那类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一个人一旦被诊断出疾病，各种医学和非医学的手段便会立即对他进行各种全方位的治疗，从而使得这些疾病传递出的信息已不再是自然的意志，而是一种药物和医学的意志。正如一百年前，肺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主要是依靠自然力量的帮助，即使是药物，那也是一种附助手段，但今天，医药的手段则是强制性的、过度的，由此使得人的自然生命力和免疫功能很难发挥正常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本德国出版的《疾病的发明者》（耶尔格•布勒希 著）的描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如今的制药厂和医疗利益集团发明出种种疾病，疾病成了工业产品。厂商和利益集团把正常的生命过程扭曲成医学问题，他们把生命都‘医疗化’了。”

　　一九六0年，美国作家海明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因此被强行接受二十五次电疗，第二年他扣动了伸进自己口中的双筒猎枪，他自杀了。在生前他曾对猎枪有过这样的解释：“猎枪能够解决所有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只需指尖轻轻一动，就能走出无法忍受的境地。”所以有人说，正是电疗让他的身心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耻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情绪疾病中心主任贾米森教授在她的《疯狂天才》专著中写到“因为他们（作家和艺术家）感到药物的副作用干扰了自己的思维的清晰度和敏感度或减损了他们的激情、情感和精力的程度。” 药物阻断了艺术家们的自由创作和表达，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2006年我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了解住院病人的艺术实践，其中大部分病人都向我诉说了药物让他们的“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状态”，即使有时会出现创作的冲突，“力不从心”也常常让他们非常沮丧。

　　我们今天的医学都是为理性权力服务的，理性权力对人的非理性的生存空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越过了理性权力的规定，必然会受到理性权力的严厉制裁。然而，一切自然和疾病都是非理性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将自己限定在理性控制的范围之内呢？对此，理性的解释是非理性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只有理性才是和谐有序的。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比较一下自然世界与我们人类的社会，是谁更和谐有序，又是谁更混乱无序呢？再说攻击性和破坏性，眼下仍在继续的动物和植物种类的灭绝，水土资源和大气的污染，食物基因的变异，以及人的身体行为和思维情感的错乱难道都是非理性造成的吗。

　　其实，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问题的关键还是权力，在那些世俗权力的操纵下，他们想让人理性就理性，想让人非理性就非理性，如何解释理性与非理性完全是由那些世俗的权力决定，正如他们对一个杀人者的判决，若想判他死刑就说他的杀人行为是理性的精心策划，若想免除他死刑就说他的杀人行为是非理性的，有病的，即使是理性的，他们也可以认定这种理性是偏执病态的。健康、病态、合法或违法在他们那里都是相对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才为那些权力的滥用保留了足够的空间，或者说，这一切都是那个权力的精心策划和设计。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让疾病的意志得到体现，就必须对那个世俗的权力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让人的理性、非理性和感性变得纯净和透明起来，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纯净的凝视中看到疾病和自然的真相，否则，这里的所有的诉求也只能是一场虚妄的臆想和幻觉。

2010-2-10

【编辑：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