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云南记——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之一脉
人应该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艾芜《南行记题记》
人只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以另外的方式，击穿记忆的坚冰，重返那些曾经经过却以为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时空。
艺术应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这种以自我满足为第一需要的欲求，真正记载了此时此刻地一切所在，它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开启了人类对自我发展进程进行实证的一个过程。
云南，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来说，有着复杂和难以言表的感情，通常在内心存在着两个云南：一个是神话般的故乡，云的南方、诗的大地，由锗红和孔雀绿构成的无边风景，丰富多姿的民族，方言土话，饮食、花香、诗歌、传奇、歌舞，值得用一辈子来细细地、不慌不忙地体味的一切;另一个云南则是永远费劲和吃力地追逐时代之尾，时而固步自封，时而惊慌失措，陷入盲目的故乡。时至今日它仍吻合当年埃德加•斯诺在半个多世纪前，对于昆明的精准的描述：“这座城市是许多道路的汇合点，即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即是东西方最后的接触点，又是东西方最早的接触点;即是通向古老亚洲的大门，又是通向中国荒芜边疆的大门……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今天，部份充斥着荒诞和绝望的死气沉沉的景向，虽然已经有所改变，但现在的云南仍是政治上的国家边陲，经济上的二手城市，文化上的盗版和娇饰风情的泛滥之地。产生在云南地区的文艺创作也长期表现为”看”与”被看”的模式,即中心和主流对边缘的好奇式的观看和打量,以及被定义为边疆文艺的自我角色感和被看方式。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爱恨交加的双重矛盾，即是存在的困境，其实存在本身就是艺术的困境，也是在困境中存在着。每当走出一个困境，它又步入新的一个困境。艺术不是解决困境，而是不断地去发现困境，不断地突破困境。困境终结的那一天，也就是艺术终结的那一天。没有困境就没有艺术。从这个意义看，云南自90年代产生的一批艺术家的社会实验和艺术活动，以直面现实的方式区别于以往的民族风情和边疆文艺，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汇入当代艺术的一脉，不仅将从85新潮发展出来的现代思潮和社会化的进程带上了全球化的舞台。同时也是将一种发生于昆明、大理、丽江的城市化维度和叙事置入中国语境。
从历史和地理上看，云南是文化落后的南蛮、烟瘴之地，被外力征服似乎是必然的。虽然地缘和文化的征服是共同发生作用的，但云南地区一直试图表现出某种在地缘和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长期以来，云南被定义为排斥在主流意识之外的“国家边陲”和“异象之邦”。有关云南魅力部份以及文化的独特性——边疆风貌，民族奇俗和世外桃园等等，似乎被过度阐释了。其实，云南作为一个表达空间方位的词汇，已经被汉文化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富有政治意味的多意词，从政治体制、军事技术和文化艺术等方面来看，云南不仅在地理上而且也在文化上处于中华帝国的边缘位置。因此，一直受惠和从属于中原，并且以帝国的北方为中心的云南也不可能独创出超越中华文化的独立话语体系。中原文化及话语体系在地缘上的渗透和现代化，最终导致了云南各民族的汉化，这方面我可以将之归为文化影响和扩张的结果，今天延绵山河依旧，但自然地貌的作用如同宗族社会一样早已成为过去时，如同古老的土壤中培植的未来主义样品，彩云之南的现实是一种落后与超前，迷信与幻想、，以及历史与未来的诡异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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