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雷手持弓箭对准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

　　以身体为实验的自残

　　过去，行为艺术家们总是依靠出售记录行为艺术的照片、影像资料、或者行为艺术表演之后留下的小道具谋生，阿布拉莫维奇对此似乎不屑，“我的行为艺术创作开始于1960年代的后期，我从没有想过出售我的作品，那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

　　在阿布拉莫维奇早年的生活中，父母的经历、战争的暴力、东正教信仰、东欧的社会主义局势等因素都对其成长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阿布拉莫维奇的父母都是支持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员，父亲后来成为二战英雄，母亲则是少校军官。

　　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阿布拉莫维奇不能挣脱的心结，甚至在她成名之后所做表演的时间也要严格按照母亲军人化的管理要求去安排，必须在晚上10点前结束。这些带有某种精神压抑性的烙印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其日后的创作当中，正像阿布拉莫维奇所说的：“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而我一样都不喜欢，因为它们都暗示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

　　因而，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和某种自由度一度成为阿布拉莫维奇行为艺术创作的内在线索之一。阿布拉莫维奇创作的大量作品都触目惊心来描述她的很多作品毫不夸张。

　　1970年代，阿布拉莫维奇开始以自己的身体为试验材料，通过制造险境及各种自残的手段进行有关身心极限的思考。“节奏系列”中，她将自己置身于浓烟烈火之间的木质五星围栏中直至烧伤昏迷、濒临窒息，最后被抢救出来;或者服用下大量的精神类药物，在身体和意识陷入混沌之后等待缓慢复苏;通过为观众提供包括带子弹的手枪在内的72种物品，让他们对艺术家的身体进行任意摆布。《托马斯之唇》中，她将刀割、鞭笞、冰冻等自残手段一并运用。同样以探索身体极限为主题的“解脱系列”等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感到死亡意向的逼迫，并且通过危险场景引人注目，对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看与被看的固有关系进行了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