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成都春沙的大幕，即将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馆拉开。自2004年第一回春沙启动以来，不觉间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春沙以成都为中心写就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种传奇。
2004、2005、2006、2008，再到2010，我有幸亲历了五次成都春沙。然而，她的意义与价值一直在心中隐隐约约、难以把握。直到今天，当我重新翻阅并检视多年来她给我留下的各种记忆时，一种“传奇性”及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建设性意义才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我感悟到，成都春沙之所以可能成为一出当代艺术的“传奇”，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她以一种别致的艺术观念和展览方式重新建构了当代艺术的场域、面貌与精神。何以如此？
1 “公共领域”的开与筑
2008年4月1日，在回答黄宗贤老师关于春沙初衷地提问时，程丛林老师总结了他二十多年来在国外生活与工作时对西方文化传统与当代艺术系统的体会与看法，阐述了他倡导春沙的动机与目的。在程老师、杨寒梅老师等组成的策展团队主持下，成都春季艺术沙龙展一开始就承续了自由、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沙龙精神”。与博物馆系统、博览会系统、基金会系统和画廊系统等不同，成都春沙一开始就避免了社会权力的一元化霸权。在春沙中显然引入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空间，以“沙龙”形式来聚集各种社会力量与群体，事实上这种方式开掘并构筑了一种中国式的“公共领域”。
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他著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一书中，将沙龙、俱乐部、咖啡馆、文学杂志与艺术团体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典型形态，深入分析了它们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民主政治与当代文化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作为另一种“公共领域”，成都春沙将艺术家、批评家、公众、媒体、画廊、机构等多种社会要素，聚集起来，让各种社会力量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自由地交流、对话与生成，从而为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导向性的，而是基础性的。成都春沙并没有直接提供一种观念指引或话语框架，而是通过“公共领域”的开与筑来孕育艺术和推进艺术。在春沙的展览活动中，艺术家得以面对社会、感知社会，公众也得以欣赏艺术、了解艺术，市场得以发现艺术、挑选艺术……多种因素的面对面直接沟通和对话，使得它们在接触和交往中相互熟悉、了解与尊重。
相比之传统的艺术推荐和展示方式，成都春沙对当代艺术场域的重构更为不动声色，更为自然，但也更为本真与有力。
2 在“图像交往”中呈现被遮蔽了的生活世界
在中国艺术场域中，“当代艺术”早已凝固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倾向和美学时尚。经由西方资本的挑选、本土市场的炒作和大量艺术创作的盲目跟进，“当代艺术”不断扩张，最后泛化为一种范导性的艺术程式和规训机制。稍欠清醒反思能力和艺术定力的艺术家往往不由自主地被它遮蔽双眼，难以再见真正的生活世界。
依哈贝马斯的观点，生活世界为社会形态提供生存意义与价值系统。包括正义、美德在内的所有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都不是客观自然之物，而是所有社会主体互动与共享的产物，具有主体间的性质。在生活世界当中，社会所有成员平等、自由地产生交往，大家各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情绪体验和价值观念。但这并没有导致社会的分裂，相反，人们通过“交往行为”来相互调节，最终产生了一种所有成员“共享”的价值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艺术和审美活动是典型的“交往行为”，人们以图像、音乐或诗歌等为中介，为社会源源不断地生成共同的生活准则与意义皈依。
与“交往行为”不同，流俗的“当代艺术”观念则是一种功利主义支配下的操作行为，它以强制与独断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资源。因为掌控着社会系统的金钱与权力，“当代艺术”观念及其代理人为艺术活动参与者提供了固定的审美眼光与欣赏趣味。遵循这种“当代艺术”，有人获得了名气，有人赢得了市场。然而，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真正的艺术和生活世界越来越远。
鉴于“当代艺术”对本真艺术状态与精神的遮蔽与压制，春沙致力于恢复人们“图像交往”的能力与兴趣。每届春沙，大家都以作品的创作、展示、欣赏与收藏为中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参与其中，在持续不断和兴味盎然的交往行动中重新唤发了当代艺术的生机。
春沙，事实上解构了流俗的、模式化的“当代艺术”概念。它将开放、多元和自由的“沙龙精神”与艺术生态重新赋义了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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