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云强的摄影作品《天下——世界最大体量的铜钱》展示了所谓的后现代建筑。“世界最大”的口号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权力美学;照片中那座沈阳的“铜钱楼”则被网友评选为“中国各城市最丑的楼”之一(同样入选“中国各城市最丑的楼”的还有北京的盘古大厦、“福禄寿”天子酒店，等等)。航拍的全景令观者产生恐高症般的眩晕感。巨大的铜钱状建筑矗立在天地间，像一座傲视万物的金钱纪念碑，宣告着后都市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胜利。

　　在最近的两个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景观·静观——中国当代摄影专题展”和第三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中，杨铁军和白小刺分别在作品系列“政府大楼”和“公共建筑”中用镜头记录了市、县、乡镇的政府大楼。这些往往与政绩工程和腐败工程联系在一起的公权力建筑的典型外观是宽阔的大广场尽头的白色大楼，有的看起来酷似人民大会堂(杨铁军，《政府大楼——光山县》)，有的甚至模仿白宫(白小刺，《公共建筑——阜阳市政府大楼》，它们似乎体现着地方对都市化的一类追求;同时，这些体现着“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过程所呈现出的‘奇思妙想’”(蔡萌，《景观摄影：中国当代摄影的一种类型》)的建筑物仿佛天外来客般地和周围的本地景观格格不入，充满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感，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幻觉效应”。

　　都市人格

　　在都市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难辨”，“普通老百姓对城市越来越加深了疏远感”(巫鸿，《废墟、碎片化以及中国现代与后现代》，《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都市中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问题是学界、文艺界长久探讨的一个主题。

　　城市社会学家沃思(LouisWirth)认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此种生活方式下的市民维系着一种不同于乡村“初级团体”的“次级”人际关系，其特点是分割的、短暂的，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此关系下形成丧失了完整性的“城市人格”。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克特(KarlLamprecht)指出，对刺激的易感受性是从美国舶来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并把城市称为“刺激文化(KulturderReizbarkeit)的传声筒”，“无休止的匆忙、发动机的汽笛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声、潮水般不断涌来的邮件和报刊上攻击性的消息以及伴随着越来越轻率的人际交往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激发了人们想要逃离眼下这种奴役生活的愿望。”类似刺激文化的观点也见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世界都市意味着世界主义取代了‘故乡’，冷酷的务实取代了对传统和对时代的尊敬”，居住在石头屋子里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从此以后，任何高尚的生活理想基本都变成了金钱的问题。”而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社会学家西姆尔(GeorgSimmel)指出，生活在“金钱经济”中的都市居民在面对城市生活的刺激性时，为了确保自己的心理健康而启用了一套对抗机制(Reizschulz)，即用“冷漠”、“厌倦”的态度来避免对刺激作出相应的情感反应。在此类观点的基础上，戈夫曼(ErvingGoffman)发展出了他的戏剧理论，认为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过程就是人们扮演一个非自然的“自我”角色的过程。

　　总之，城市中的人由于其角色的分割(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在《城市社会学》一书中称“城市居民处在多种归属之中，其中每一种归属都给予他特定的角色，并且只涉及其自身的一个特殊范围”)，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人格特征。都市生活的大量刺激使人的压力增加，从而不得不启用特殊的心理对抗机制，即厌倦心理。这种以冷漠、疲倦、无聊等为特征的典型的心理状态已成为“都市病”的“症候”，并不断地渗透到艺术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