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之椅 150×120cm 布面油画 2009年
由于与何工很熟悉，我只能在第一人称的语境中才能把话说下去，而这篇文字将不是纯粹意义的批评，它是我与何工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或可以说是十几年来我们之间话题的延续。同时得承认，我缺乏写作纯粹理论批评的信心，因为我强调经验的真实和表达的敏感，无视个性的理性在我看来是一种唐突和野蛮。面对艺术家，我得首先尊重他们的个性，其次才是力图去做一点判断的尝试。尽管这样的写作是感性的，但是或许更加真实。
十六年前，在西南师大美术系刘一层教授执教六十周年的展览上，我看到了何工的《零分贝》，印象很深刻。那是一幅一米左右的油画，这样的尺幅在今天应该是小画了，但我觉得它很大。流淌、跳跃的笔触，充满膨胀感的物象形态，让人窒息的色彩，透射出一种紧张的力量，把画面压迫得只剩下了一片绝对的宁静——这样来表达当时的视觉震撼，所采用的词语其实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如果要还原当初的真实感动，我觉得，我发现了另外一种视觉经验，生疏而震撼，它与一种张扬的艺术性格和近乎于反美学的、叛逆的价值取向有关。或许，我与何工这种看似偶然的视觉奇遇与“表现主义”有关，但今天的何工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表现主义”，这并未让我觉得失落，相反为他庆幸。因为何工一直没有口头的主义，只有实实在在的主意，这正是我认为他值得尊重的地方。
何工是那种不安分又能在自己兴奋点上一根筋不转弯地钻进去的人。他喜欢交流，但抗干扰能力极强，甚至是有一种近乎顽固的自我意识；他有强烈的表现欲，但喜欢安静和孤独，如深水炸弹，强劲的爆炸力掩藏在深处。国内真正熟悉何工的人并非太多，因为他漂泊不定的行踪，更因他一以贯之的洒脱性格和“异在”的文化追求。王林说：“何工是一只候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飞翔，移民的眼光和‘海归’的视角，构成了他创作思维与创作心理的独特性。”但我觉得这更大程度与他的性格相关。在性格层面何工是一个矛盾体，“侠儒相兼”的文人气质和西方叛逆的文化性格兼而有之，这决定了他始终在时代潮流与自我个性之间挣扎，在历史必然与自身宿命之间奋力腾挪。何工说：“对待困难我的主要办法是逃跑，在逃跑中思考，把思考表达在作品里”。我非常理解这种隐藏着潜台词的“逃跑”，这种“逃跑”所需要的勇气不亚于坚持。因为当“自由的中间地带被挤压变形”，思考往往意味着走投无路，往往意味着明知不可而强为之，但沉重得不胜负荷——负重的逃跑比呆在原地的“坚守”更加艰难。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何工就与流行图像保持着警惕的距离，一直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英雄主义的激情，而在多元文化冲突之间奋力挣扎，在历史压力之下寻求个性解放的历程中，他为自己和他的时代出具了一种“诗性真实”的历史见证，真诚笃实，信而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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