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节选：

　　《每个他我都有不同的记忆》

　　作者：史蒂芬·威尔森(Stephen Wilson)

　　行为艺术发展机构(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出版，阿瑟瑞，《与男人共舞》，2009

　　奥里特·阿瑟瑞(Oreet Ashery)采用了不同的他我(alter egos)、虚构人物和各种人物传记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多重自我的存在是通往差异的自由之路。然而，她的个人主义却超越了她所创造的人物所具有的意义。在过去的十年里，她的互动性行为表演和其他作品所表现的人物既是社会中的标准形象，也是异端。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她逐渐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我是她艺术实践的前提。她从全球的角度着眼，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一系列反社会、反常规的人物，[10]更重要的是，他们呈现了真实的生活，无视艺术与生活权威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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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到阿瑟瑞的作品《愤怒的鼓》(Angry Drum)的瞬间，观众不免会产生疑惑：这面鼓为何愤怒?除了阿瑟瑞画的鼓面，这面鼓还有一个外圈(用红白相间的纸带封贴在鼓框上)，上面写着“叙利亚制造(Made in Syria)”。鼓是不断敲打的主体或客体——难怪这面鼓愤怒了。如果观众熟悉阿瑟瑞对于政治的关注，就会通过这件作品联系到西方国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识(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如果脱离了叙利亚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确定这面鼓的性别(gender)，因为它没有耳朵，什么都听不到。那么，愤怒是如何体现的呢?但是这面鼓的确体现了愤怒，因为观众能够强烈地体会到它的沉重负担。

　　《愤怒的鼓》只不过是一个道具，挂在阿瑟瑞家的一面墙上，然而也偶尔被当作艺术品来使用。我自己就是被它的愤怒的面孔所吸引的。当我们看着鼓面上的图画时，我们的目光就会变得既专注又空洞，它的单调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对于愤怒以及任何其他身份的体验。这种愤怒有些抽象，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愤怒。但是在这种凝注的眼神中，你难免会忘记，这是一个存在争论的愤怒之物。在很大程度上，这面鼓根本就没有愤怒，而是巧妙地启发观众对愤怒进行思考，使其最终产生种种假定，观众承认这些假定，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面对。阿瑟瑞的作品关注文化、个人和政治，也关注观者对这些形态的定位。有些时候，她的艺术充满了假定和活跃的因素，以至于所谓的艺术实践的平衡被不断审视反思。以社会政治叙事作为主题并非她的首创，但是这件作品却一方面表达了文化、个人和政治等主题的共生存在，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愤怒的情绪感受。《愤怒的鼓》看上去是一幅漂亮的肖像，尽管这张面孔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它没有性别倾向，而且又聋又哑，但是却告诉我们有时候就应该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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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的球》包括行为和录像两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邀请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说这是一次反社会的尝试。这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已故的艺术家戴维·沃基纳罗维兹(David Wojnarowicz)的致敬，他的行为艺术抨击了198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艾滋病问题的失误处理。在谈及他的行为艺术的时候，阿瑟瑞说：“这件作品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交换互动，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实验。”[11]阿瑟瑞被沃基纳罗维兹演说当中的愤怒、失落[12]、病态和痛苦所打动。但时隔将近30年后的今天，阿瑟瑞似乎再也找不到那种激愤的主题了，然而，她却打算找到当代的表达方式来传递这种情绪。在一次对沃基纳罗维兹的采访时，希尔维亚•罗廷格(Sylvère Lotringer)说：“愤怒不应该被浪费”。[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