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此刻的文化困境

仅对文艺来讲，时代的好坏可以由艺术家个体表达的自由度和纯洁性来分隔。既然文艺需要复兴，那说明它已陷入困境。中世纪的西欧所处的文化困境缘于教会独裁，上帝是绝对权威，《圣经》是唯一的精神支柱，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在教会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之下，稍有违背即遭极刑，请想象一下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违心承认自己的科学论断是歪理邪说时的心境，那种压抑和憋屈笼罩于当时整个时代的天幕之上。

中国目前糟糕的文化处境比当年的意大利更为复杂， 大致由四点导致：建国前三十年一度盛行的文化为政治服务的要求;“文革”对艺术及审美历史传统的割裂;改革后经济发展背景下文艺即刻拥入怀中的投机色彩、市场至上和拜金主义;以及一浪紧逼一浪的传媒载体和传播技术进步造成文艺的娱乐化、快餐化和媚俗化。

这是如何一种文艺处境?首先它是虚蹈而荒芜的，如陈丹青所做的譬喻：“中国文艺很荒凉，瘦得只剩肱二头肌，疙瘩肉，瞧着挺壮的样子。看上去繁花似锦。就像中国体育，全世界拿金牌，可是社会上哪有体育?普通百姓哪有体育?到处拿奖的‘体育’是中国最壮的一块肌肉，其他部分瘦得要死。”而从根本上讲， 中国文艺是丧失了根系和灵魂的，混迹其中热血未冷的艺术家们，在左小祖咒12年前所唱的几句歌词中得到刻画：“有一只狗 / 用忧郁的眼光 / 在寻找它 / 走失的主人。”

欧洲人文艺复兴的利器是人文精神，用人性来取代神性，用人权来颠覆神权，凸显个人的趣味、价值观和尊严，并强调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将个性价值从基督教赎罪概念下暗无天日的人生中解放出来，这也是时代的必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使第一批刚刚拥有巨大财富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开始相信个人价值和个人力量，从而更加推崇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

而文艺复兴之本质，是对艺术的正名、捍卫和复辟。艺术首先是美学，然后是个人地、自由地对美的诠释和赏析，它始于人心、终于人心，并始终直指人心;艺术绝不应该披上任何群体性的、有功利目的的、或被强权要求的外衣，它应如米开朗基罗雕出的雅典娜般赤裸而纯美，不但不为宗教、政治和市场而存在，反而为宗教、政治和市场的利用而损坏。这个意义上，这两场相隔千年的复兴又再次拥抱在了一起。

万变不离其宗。对任何一幕艺术场景或一场文艺变革来说，再怎么强调艺术家的独立姿态都不为过，这是根本之物。譬如蔡国强一直在向外界澄清自己并非“中国政府的合作艺术家”，他说：“我是一个个体。”陈丹青则甩袖走出清华：“我是单干户，没有单位、 没有职称、 没有官衔。”还须提朱文和韩东挑起的，令整条文学战线乱成一团的那份“断裂”问卷(注：“断裂事件”是指1998年下半年，韩东、朱文等小说家发起搞了一份“断裂”问卷，后来问卷和56位青年作家 、评论家的答卷一起刊登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上。这份问卷由于发起者问卷设计很有针对性、 倾向性和引导性， 因而“答卷”普遍比较偏激。)，以及左小祖咒从创作、录音到压片、发行，乃至包装、宣传全部一手操办的个人唱片作坊。性格决定命运，立场决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