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一切可说之说”的妙事

记者：在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该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或者说，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感到迷惘？

陈丹青：不太懂这句话：“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是指体制内吗？你能告诉我如今中央电视台节目或者全国美协的展览，是什么意识形态吗？以我观察，体制内各种艺术竭尽全力试图多样，适应变化的社会，但它的问题正好是缺乏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缺乏激励艺术家的完整价值观。一个真挚而充沛的意识形态是创作动力之一。革命年代的艺术家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想激情，宗教时代的艺术之所以伟大，更是如此。

至于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我们自己认同人家为中心，还是人家仍在做些什么事情使我们边缘化？事情正好相反，西方系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放下身段，竞相进入中国，或请我们出去办活动，国家文化机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与西方合作，例如中法、中德、中意，中荷等等文化年，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时期出现这么多机会。

所以我不明白， 您的“双重压力”是指什么？中国艺术家高兴着呢。我猜大家需要的真正压力是，在空前的可能性中，你怎样拿出像样的作品。这是艺术家理应背负的压力。

记者：在这个以商人为时代英雄的时代，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他们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陈丹青：这又问得离奇。为什么商人成了“英雄”，艺术家就得自问“存在的意义”？敦煌绘画的赞助者是供养人，即标准的商贾，文艺复兴的真英雄是大富豪。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是不可想象的。在良性的时代，稳固富有的阶层—帝王、贵族、资本家、赞助商—带动无数精彩的艺术，创造文化，创造历史。七世纪的长安，九世纪的洛阳，十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十四世纪的佛洛伦萨，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世纪的维也纳，十九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些时代，艺术家根本忙不过来啊。

今天的中国英雄真的是商人吗？您难道不知道，无数总经理同时就是高官，无数高官的权力百分之百决定着商人的投资与发展。别说境内商人的重中之重是摆平各级官员，连西方大公司也早就学会巴结中国的官员，并试图精通此道。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您没看见如今太多艺术家的真正身份就是官员，他们对行政级别的了解与关切，远远甚于艺术。怎样升官，同时怎样卖画，才是他们每天每夜的双重压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