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是以王广义为代表的政治波普。在《大批判》系列中，像可口可乐、汉堡包等图像是代表西方现代社会的，而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图像又极具中国特色，当艺术家将它们并置在一起时，图像的互渗与交融形成了一个多义的空间。和50年代中期以来，从俄罗斯绘画传统中继承过来的重视作品的文学性、主题性、场景性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政治波普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绘画图像转向的完成，即作品的修辞与意义均由图像来实现。第三个阶段是从90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的图像表达方法，即艺术家将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也作为一种个人标识。然而，伴随着政治波普向“泛政治波普”的蜕变，以及艳俗艺术与卡通绘画的兴盛，图像式绘画在2000年之后开始在中国美术界泛滥。

看得出来，中国当代绘画的图像转向与西方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发展逻辑似乎完全不同。毕竟，我们是在一个既没有现代主义的传统，也缺乏图像转向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即便如此，中西在图像转向方面仍有一定的联系，而这个联系的枢纽正是波普艺术。当劳申柏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时候，“新潮美术”在国内正刚刚开始。那时的大部分艺术家对波普艺术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更没有将它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理解，而是仅仅将其当作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样式，也没有洞察到波普艺术背后的“反艺术”特质。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艺术界对波普的接纳本身就充满了“误读”。但是，中国的艺术家仍然热衷于这种新的使用图像的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潮美术”的核心任务是要借助西方现代艺术来推动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向当代转型，因此，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采用和借鉴西方现代或当代艺术的语言，无非是希望拥有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达到批判传统和学院艺术的目的，进而使艺术与文化具有某种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特征。在这样一个向当代或者说是后现代转型的时期，图像作为绘画的新的表达观念成立了。

换言之，一方面是对既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模式予以反拨，建构一种全新的语言范式；另一方面要让艺术创作直接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进程中，于是，不管是从视觉语言的可识别性，还是图像所具有的指示意义上讲，波普化的图像都是有力的利器。然而，这也正是中西的艺术家对波普的图像表达在目的上出现差异的地方——西方波普对图像的利用强调的是大众图像对精英绘画的颠覆，追求的是艺术与现实边界的破除，以及艺术边界的拓展，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则希望通过图像来表现作品与当代现实的关系。加之“新潮”艺术的任务是需要作品应有明确的文化针对性，所以大部分艺术家对图像的选取主要是希望通过图像的叙事性来言说某些社会问题。正是对社会学叙事的过分倚重，那些具有形式，或者单纯抽象风格的绘画，在“新潮期间”实质是居于边缘的。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情况正好相反。

政治波普在1992年首届广州油画双年展上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绘画图像转向的基本完成。对于政治波普中的图像表达，我们首先要看到，这种图像转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进入90年代后，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对先前的政治意识与文化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济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后果之一是先前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同时，文化领域也出现分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80年代的精英文化开始频临边缘，逐渐让位于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在这个巨大的时代变革浪潮中，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文化诉求方面的反宏大叙事，以及文化的世俗化、消费化，尤其是廉价的图像生产与图像消费共同为政治波普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其次，我们也要考虑到，政治波普之所以能在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还得归功于图像本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指向。而这一点也正是政治波普的艺术家与“新潮时期”艺术家在图像使用的问题上存在的主要差别。“政治波普”能在西方走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十分关键，那就是图像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指涉。因为那些具有政治映射的图像符合了西方“后殖民”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但是，由经济全球化所主导的一个发展后果便是文化的全球化，以及不可避免的文化上的“后殖民”问题。联系到1989到1990年间中国和东欧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不难想到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作为最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无疑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敌人和潜在的对手。作为“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除了经济领域外，文化、艺术领域必然成为主要的阵地。正是在“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下，来自中国的“政治波普”无疑是一个“他者”，而那些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图像无非是一个边缘化的参照对象，是对西方或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的反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对抗中，政治性的图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除了这些图像是可以识别的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图像能够满足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想象。如果说早期的‘政治波普’是不自觉地使用了跟政治有关的图像的话，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批量生产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图像便成为了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寻求进入西方艺术机构和艺术市场时的创作策略。其中一个显著的现象便是中国符号的大量出现和‘泛政治波普’绘画的泛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