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体、国体与知识分子

马钦忠老师在发言中重申了知识分子立场。他认为自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足性越来越弱，而对体制化的热衷却越来越强。他举了苏联索尔仁尼琴的例子。尽管不同的时期，遭遇、立场都不一样，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始终没有放弃。

杨小彦老师也以苏联为例。他发现苏联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过程惊人地相似。他没想到20世纪同样国家体制下的艺术竟然也表现出非常的一致性。他说，史料证明，苏联也有王广义，甚至还有张颂仁。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政体与国体是一体的。或者说，是政体在绑架者国体。因为否则的话很多事务没法落实。所以，对于简单的反抗他表示极大的怀疑。

对此，马钦忠老师并不认同，他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处境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反抗姿态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杨小彦老师而言，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还包括国际语境和国内语境繁复纠葛。站在国内语境，我们有政治体制、社会公平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国际语境看，诸如主权、资源等问题同样是我们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两个语境及其问题还纠缠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应是简单地表态，而应付诸更深的内在反思与实践。就此，邹跃进和皮力老师附和，今天没有必要急于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

记得杨小彦老师也提到了，在现代政治结构中，政体与国体是分离的。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现代政治是不是最理想的或是普世的政治结构，但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还能做什么？

皮力老师通过自己亲历的两个事情，就当代艺术与国家这一复杂关系及其背后的国际语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蓬皮杜的“国家”意识，二是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及其“国家”意识。两次都让他对我们常说的“国家”意识产生极大怀疑。比如他提到，顾德新拒绝参加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而且，在奥运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2009年5月，顾德新在常青画廊举办个展，并宣布从此拒绝参加任何展览。再比如艾未未，尽管针对的是中国问题，但政治价值观还是西方的。结果是，两位都被“封杀”。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深具政治自觉和问题意识的时期。而这恰恰是要超越简单的国家意识。但今天很多人，一方面批判体制、批判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在政治上投机。可能这更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

三 话语、政治与当代艺术

邹跃进老师认为，尽管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形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但它的制度、内涵都非常完善。因此西方国家的强大，根源在制度。而中国则不然，甚至可以说，今天我们走的还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路线。他认为，即便是邓小平也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国家就强大了。因此，今天表面的繁荣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大的危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20世纪以来，充斥国内的空前的国家主义话语呢？比如近年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论述范式成为思潮主流。不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必然导致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艺术反抗国家背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建基于国家背景。基于此，他认为当代中国对当代艺术有三套话语：一是美协话语，绝对不能容忍当代艺术；二是国家画院话语，可以容忍一部分；三是启蒙话语，普遍认同当代艺术。显然，不同的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及对待当代艺术的态度也非常不同。

反过来，就中国当代艺术自身而言，他概括为两种基本政治立场，一种是抵抗姿态，另一种是去政治化的立场。特别是后者，他认为受高名潞理论的影响颇深。最明显地体现在“金酸梅”和“金棕榈”的评选。比如，谷文达和孙原+彭禹作品恰恰代表了上述这两个立场。问题在于，姑且不说所谓的“去政治化”、“去国家化”是否受高名潞理论的影响，但这样的一种立场是不是真的去政治化、去国家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