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艺术网：具体说到创作状态方面，之前您出了《像野狗一样生存》这样的书，对自己进行了描述，也有分析。但其中有些话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声音，比如说对梵高的看法，您反对他那种激情或者是灵感，觉得那种表达是一种动物性的表达；但同时另一方面，您把自己描述为“像野狗一样生存”，野狗本身相对于家狗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动物性的体现？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方力钧：其实谈“梵高”或者说“野狗”，都不是一个生活化的概念。说梵高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末，1990年前后。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有意无意地都会把梵高作为差不多是唯一的榜样来学习、模仿，大家都希望为艺术献身。在当时的语境里面，我那样说实际是希望强调，梵高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艺术创作有多种可能性。有的时候你为了矫枉过正，需要用一些比较极端的词汇或是语言来完成。当时那么说可能也是比较过激的，但虽然过激，还是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并不是说对梵高这个人本身的攻击，而是梵高对于我们当时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掰一下，我们应该有健康的艺术生态，而不仅仅是在梵高这种唯一影响下进行创作。

野狗的说法这也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一个生活化的指标——如果是生活化的，不要说人作为野狗，就是一只狗作为野狗也会很快死掉，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基于我们文明发展过程中体制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个人所谓的自由、野性，我发现在体制面前永远是失败的，我们现在的体制对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大，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像是一个肉鸡厂，我们看起来会被关照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核心的一些权利或者说自由，却被剥夺得越来越可怜了。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像野狗一样生存，可以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或者一种梦想的指导原则；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个体和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层出不穷、没完没了地妥协的，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99艺术网：说到这个妥协，包括刚才对梵高，对野狗的意象性指称之外，我想大家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栗宪庭先生提出“玩世写实主义”的提法，包括在您这本书里，读者感觉您对这个意见是持一种保留性倾向的。那么说俗一点就是我们靠一种反叛的形象起家，现在又急于来摆脱这种现象。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不知道您会怎样去回应？

方力钧：是这样的，在89年之后，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所谓泼皮无聊的现实主义不是我一个人，当时有一大批。

99艺术网：这种批评肯定不是针对您一个，而是针对整个一代的艺术家。

方力钧：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所以他这种情绪或者是这种感受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感受，而应该是一个集体对于其生存环境的一种反应。其实当时对这样的新的现象，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每一个理论家或者批评家，都试图用自己的一个符号去概括或者指认这种新的现象。经过这么多年，被大家接受和公认为最准确的称呼，就是栗老师的“玩世现实主义”。但是艺术家的创作是随着他的生存环境来展开的，而不是说为了某一项标签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称谓来进行的。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依旧没有变化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生存环境已经变化得太大了，所以每一个艺术家根据自身的体会就做出不同的反应——你看当时所谓的“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他自己的反应。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他们批评的这样，急于去摘掉那顶帽子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有的艺术家后来的表现，未必会比当时的表现更好或者说更被社会承认，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对当下的处境做出了反应，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的责任，也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权利。所以我想在这个上面来讲，艺术家本身的实践是无可指摘的，至于别的人是怎么评价或者怎么认为，完全是一个别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