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甄彦苍在广交会上接受订单，首开曲阳西洋人物雕刻之风，也进一步造成他的家乡党城乡成为西洋雕刻基地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但其作用不应被神化。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才是真正造成市场需求的力量。

曲阳工匠从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开始全面接触社会主义造像文化。特别是在纪念碑浮雕和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等重大国家项目的制作过程中，训练了更靠近西洋写实雕塑风格的造型能力，具备了和写实风格的雕塑家共同工作的能力。和福建石狮惠安一代、山东莱州另外两个中国石雕重镇相比，这两者至今更多地从事传统风格的狮子、佛像等。而曲阳因为靠近北京的地缘优势，加之传统上处理皇宫建筑用材汉白玉，获得参与新中国形象工程的机会，从而发展出传统雕塑之外新的能力，这一点对曲阳石雕今天的格局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地缘优势还体现在曲阳成为很多重要雕塑家作品放大的制作地，而这些重要雕塑家大量集中在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甚至于今天曲阳本地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中所能看到的现当代艺术的影响，也和曲阳—北京的相对较短的地理距离直接有关。在新中国各项国家工程中训练出来的写实雕刻能力，也为今天西洋人物雕刻和各类真人肖像的出现进行了技术上的准备。否则将很难完成从传统佛像、狮子到西洋人物雕刻的跳跃。因此，社会主义建设17年和文革10年对曲阳雕塑的影响是复杂的。如前所述，佛像在文革最狂热的时间被短期抑制，但很快就作为外贸产品恢复生产。石狮子的制作则从未停止。而文革时期，制作最多的就是以毛泽东像为主的伟人像。

文革时期制作的毛泽东像，当然是与人为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这种个人崇拜至今留下了后遗症，依然在影响今天曲阳的伟人像制作行业。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了一些极端的个案，某些毛泽东像的制作者对毛泽东本人抱有狂热的崇拜。调查统计显示，雕刻伟人像的从业人员中，对伟人抱有崇拜心理的占三分之二弱。但是，在文革结束30年之后，把需求量比例如此之高的伟人像制作仅仅归诸于某些人的历史后遗症显然过于轻率。何况很多接受调查的青年工匠其实并没有经历过文革。

调查表明，伟人像订单来自厂矿企业、政府单位、学校、市政广场甚至私营企业，分布均匀，有其厚实的社会心理支撑。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上一度流行“毛家菜”（湖南饭馆）、唱文革歌曲相似，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否定。正如“罗马柱”成为新富们炫耀的理想门面装修，毛泽东形象成为经济改革中的牺牲者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巨大的西方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的社会景观中，毛泽东形象成为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抬头的符号。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发掘了毛泽东作为民族独立的领导者的象征价值，而不是作为共产主义领袖的象征价值。毛泽东在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中被重新神化，在一些地方确实建庙祭祀，在出租司机的车上成为平安符，只是这次不是作为集权符号，而是作为公平之神和民族救星重新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