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美好的青春

　　杨少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河北唐山，在当地一个矿区长大。“那时玩的游戏都是特狠的那种，自制火枪双方开战，两句话不对就拔刀子，跟电影里一样。”童年往事在杨少斌的记忆里鲜明但不美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帮国家挖防空洞，以防止苏联的进攻，成天搞空袭疏散演习，人心惶惶的。也经历了‘文革’，年纪小还跟着参与过一些活动，亲眼看过对右派的伤害，比如强迫那些老教授每天起来给大家倒尿盆子。那些经历在心里很难磨灭。”

　　这样的环境影响了学习，再加上太喜欢画画，杨少斌上学时成绩不好，所以勉强到初中毕业就不愿意继续读书了。当时正赶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家人想尽办法托人给他弄了张留城证。之后就进厂做了临时工，“什么都干过，钳工、电工、挖下水道、砌砖窑、给火车皮卸货……”三年后才有一个机会进派出所当了警察，但经常值夜班使他很难安排时间画画，这点让他很烦恼。

　　最后在工作和画画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1980年考上了河北轻工业学校——“那是个综合性中专学校，我学的是美术专业陶瓷设计。”美术圈如日中天的方力钧当时也在这个班，俩人交情甚厚。毕业后同去北京报考中央美院，方力钧考上了，杨少斌文化成绩没过，回唐山进陶瓷厂做了图案设计员。

　　杨少斌说在陶瓷厂的七年一直很郁闷，因为之前一心想考大学，满心向往的都是梵高、高更那样随性不羁的生活。因为工厂不给出具介绍信让他继续考美院，当时跟厂里关系也有些紧张。“那会刚好是中国艺术八五运动，我特地订了份《美术报》，看全国各地的艺术运动，特向往。”杨少斌当时也曾经在唐山跟几个朋友折腾过展览，但没什么效果。他很是失落，“唐山没人关心这个，可自己真的很喜欢艺术自由表达的感觉。”　　

　　痛并快乐着

　　八五运动后期，国内一些画家开始集聚在圆明园附近租民房搞创作。方力钧从美院毕业后也去了圆明园，杨少斌特地去看他。圆明园画家村自由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了他。“那时候也老想着到美术学院进修，所以当即就决定留在圆明园了。”这个决定遭到家里极力反对，“我妈和我哥都劝我，我就跟他们讲：你看人家梵高、高更，他们当初也是什么都没有，出去当个艺术家专门画画多好!”尽管家人不理解，希望他能保持稳定的工作，但也劝不住，等到辞职手续正式办完也就只好由他了。

　　1991年杨少斌怀揣1000多元钱就奔了北京。他说当时感觉一身轻松，因为从此不用每天上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体制外的人”了。

　　那时圆明园画家村还没有形成气候，人并不多，显得很冷清很萧条。杨少斌带来的钱很快就用光了，生活变得窘迫起来。“幸亏方力钧那会儿已经结婚了，生活还可以，每个月给我300元钱。当时生活确实很艰苦，连洗澡都成问题，一个礼拜半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每天吃面条，弄点蔬菜，搁点盐一拌。跟人合租的房子是石棉瓦的，冬天时睡在里面连个炉子都没有。”

　　有一件事杨少斌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办一年的暂住证差不多要200多元钱，根本没钱办。住处旁边有一小卖部，跟管公用电话的大姐处得不错。她消息比较灵通，一有风声就通知我赶紧跑。可我往哪里跑啊，晚上就反锁在屋子里把灯关了。结果警察撬开进来，几支手电筒一齐照着我质问。我说没钱，结果被抓到派出所靠墙站着，最后还是回来四处借钱办证。”

　　但即使这样杨少斌还坚持说不觉得苦：“那时候几乎都这样。当时就想着能有点钱继续画画就够了，也没有别的想法。北京这地方实际上还是挺有魅力的，逢年过节回唐山还待不住，就想回来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待着。好像老有种东西牵着你。”

　　这样拮据的日子一直到他卖出了第一张画才结束，已经是整整两年以后。画卖了500美元，这让杨少斌备受鼓舞：“哎呀，这钱在当时已经很多了。你想在工厂里干一个月才一百，这一张画就四五千。感觉有希望了，至少还有人喜欢嘛，最起码是有奔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