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艺术是通过什么让我们认识艺术手段呢？通过自我批判。在谈系统内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时候，比格尔再次类比了马克思的思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批判给予了比格尔以灵感。前卫艺术进行的不是体制内的批判，而是体制自身的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对于比格尔来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对艺术自身的发展史进行认识的可能性条件[7]。比格尔在这里提出了比第一部分更为明确的体制的所指。他说，这里的体制是指：“生产性和分配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先锋派对这两者都持反对的态度”。[8]但是从比格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来看，前卫艺术的自我批判也是对艺术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性的条件必须是先要形成这样一个艺术体制并能被我们认识。19世纪下半叶唯美主义的出现，使得艺术逐渐走向了与日常生活区别的社会子系统，形成了自己一整套运作体制。

在追问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批判何以可能时，马克思的幽灵再一次出现。比格尔认为从马克思那里可以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观点：“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9]依照这个观点，唯美主义的出现是前卫艺术出现的充分条件，因为唯美主义使得艺术成为一个独特的子系统。比格尔提出的“社会子系统”概念值得我们注意。比格尔对艺术子系统的论述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有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又是独立的，与经济基础有着不平衡的关系。因此，在比格尔的艺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观念中，更强调子系统历史和社会史的不平衡性。我们绝对不能将子系统仅仅理解为“艺术为艺术（art for art seek）”。子系统还是一个体制性概念，其中涉及到生产、分配等关系。子系统概念还基于我们在本文第上部分所论述的艺术作品的“功能性”。在子系统中，艺术作品不承担影响社会的功能，而是一个自律的子系统。比格尔利从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出发，将子系统的形成历史解释为自律子系统与内容之间矛盾运动的过程，即比格尔所说：“体制的框架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10]而自律体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体制框架与单个作品内容之间张力的消失。

这种发展观体现出比格尔对两个概念的区分：艺术自律概念和单个艺术作品内容。这之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比格尔对此辩解道，恰恰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才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区分。[11]但是，他的辩解依然不够清晰，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参考他提出的作品“功能”的关键词，就能够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将自律（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的，因为两者在社会功能方面确实有着差异性。比格尔进行这种区分并非不反对以形式/内容一体的观点，而是他认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回答什么条件下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批判成为可能。比格尔提出了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在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那个年代，艺术的自律体制已经成熟，为什么没有出现自我批判呢？这是因为当时具有彻底政治性的内容依然存在，与自律的体制起到了平衡作用。直到19世纪末唯美主义那里，艺术才失去了所有政治内容的附庸，这时，体制框架和内容形达到了完全一致。体制框架和内容的重合具体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重合。形式不仅仅指绘画的点、线、面等基本因素，也指绘画的技巧和风格特征。

2011年1月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