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媒体写你的经历总会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从1988到1996年，你辞去工作也没碰过艺术，沉默8年来反省一些困扰你的问题。

陈界仁：那8年我的生活其实正常，媒体强调了8年的沉默。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但我觉得“戒严”或者“解严”都不是单纯的政治形式转换。我没出生就在“戒严”状态里，这东西会内化，变成你的思考、精神状态，甚至是你反省不到的部分。我们对生命价值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怎么处理和面对被内化的部分?关于艺术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想这些事情，是不自觉地。我很少出门。我本来跟艺术圈就没有很大关系，以前也在“地下”，对我来讲，艺术一定是先处理生命的问题，不一定是个人的、向内的，也包括怎么想象一件事情。有人会用小说和报告文学去传达，我用影像传达，如果想通了，就自然开始创作了，所以那8年没有那么神奇。

记者：当时你召集一起做这个行为艺术的人，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陈界仁：5个人，都不是艺术家，现在也跟艺术没关系。我很相信一句话，不要从艺术学艺术，如果只按照艺术史的视角看世界，会少看到很多可能性。我到现在和艺术界的关系都不很深。

记者：关系不深是指形式上的吗?比如签画廊?

陈界仁：心理上和事实上都不太紧密，我不排斥画廊，我也有画廊，但我很少去，一年还不去一次。生活本来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的注意力不会只在所谓的艺术圈或艺术世界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