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们在她的艺术中，很难找到她与世界的内在而实质的联系，这非常要命。尽管她的艺术布景是广泛而绚丽的，但那些只是舞台炫光。

艺术没有对错。但个人化的艺术，不过是一连串郑重的、有模有样的梦呓。像小剧场话剧中，灯光转暗了以后，一个人的激情独白。这不算是错误，只是略显苍白。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位女学者崔卫平。她在《思想与乡愁》这本书里提到电影《朗读者》的故事，15岁的少年爱上可以当他母亲的公交车售票员汉娜。几年后，少年在法庭上见到了她——汉娜在二战中曾是纳粹集中营看守。每个月她和“同事”都会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这些工作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一次，关押“囚犯”的教堂成了一片火海，他们手握着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将门打开，以至大部分人给活活烧死。汉娜这样质问法官：“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

崔的评价是：这个故事继承了战后德国对于纳粹现象的反思。汉娜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而将罪责、伦理、政治、历史，放进一个爱情故事框架中，糅合得多么好——我是想说，崔卫平的评价显现出她对世界、艺术、创造之间关系的艺术观。那些打开个人感知与世界存在的通道并且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处理圆熟的艺术，更具有建立或者摧毁的力量。

这个世界，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两极都是无限的。许多女性艺术家在拿显微镜仔细分析自己的中途，创造力都不幸枯萎和夭折，或者走向极端和疯狂。因而对这个过程的不自觉，往往更加可怖。

【编辑：马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