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萨义德《东方学》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东方学》给我们呈现了一部西方如何认识东方的历史。文学、历史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暧昧状态成为这部历史的主旋律。萨义德整部著作都在描述一个问题，即一种特殊的观念体系，具体说来就是西方如何认识东方的观念体系。如果从考察萨义德研究对象的角度看，这一观念体系体现为西方自希腊以来的文学、历史、政治文件等文本描述东方的话语模式。西方研究东方的学问被称为东方学，也就是说萨义德的目的是批判性考察西方的“东方学”如何建构了东方的形象。萨义德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他对西方现在东方学的状况持否定态度，虽然他仅仅承认其内部已经发生的一些微小变化。所以他说道：“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有所警惕，这种堕落也许比以前更甚”。[1] 在本书的一开始，萨义德就对东方的概念进行了限定，在这里的东方多指近东和中东地区（伊斯兰与阿拉伯）。

《东方学》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用萨义德的话说，“第一部分《东方学的范围》从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以及哲学主体和政治主题的角度为与这一论题有关的所有层面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2]在一部分中萨义德先用倒叙的方式研究了20世纪两位英国官员贝尔福和克罗默对埃及的认识，然后转而从古希腊和《圣经》文本入手概括了古代、近代东方学的概况。贝尔福和克罗默是传统东方学的受惠者，他们从那里获得了有关埃及的知识，并对埃及进行了有效统治。在他们看来，东方注定要受西方的统治，低西方一等。在“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这一部分，萨义德通过《伊利亚特》时代雅典的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考察了亚洲只是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欧洲之所以要对穆斯林、阿拉伯进行表述，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这种表述视为控制可怕东方的一种方式，他们将默罕默德形容为“江湖骗子”[3]。东方学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就是一种反经验主义的观点。在整本著作中，萨义德总是在强调东方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通过拿破仑对东方的征服得到了说明。拿破仑出征随行的就有众多东方学的专家。在第一部分的“危机”中，萨义德对东方学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其中涉及到“文本性态度”，并对东方学初始的两大特征定义为：1、东方在语言学上对欧洲有重要的意义，东方学家都是从语言学进入对东方的研究；2、对东方进行区分，将东方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一的、具有鲜明独特性的对象。东方学的局限在于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