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才您也谈到了艺术市场的建设和艺术家创作的状态，您觉得今后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理论这一块有什么更有成效的成绩出来吗？最近这几年，市场的影响和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关系已经很紧密，但是批评和学术反而没有那么有成效，您觉得在今后会怎么来调整自己的方向呢？

吕：我觉得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有互动性，我们不能说艺术家等到批评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才能提供艺术；也不能说批评家看到了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再来做批评。可能他们有一个实践和批评相互影响的基本关系。最近这么多年，我认为在理论上的写作并没有出新东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批评家试图重新认识艺术、重新认识过去，这些的现象非常好。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一些文章、展览能够让人产生、反映一个现象。我认为，如果一种艺术现象，或者一个艺术家的工作能和批评家的工作形成了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可能会做出一个新的成绩。而现在，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些年轻批评家的文章里面看到他们很丰富的概念和很新颖的想法，我觉得这种现象特别像80年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的状态。不过那个时候的状态和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这个时代又有了一些概念，所以这是用了不同的新概念。

但是我们怎么去看今天的艺术现象，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是根本没有用的。艺术家应该回首自己的文明资源，批评家其实是一样的，批评家应该去读读我们自己写过的东西，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曾读过的西方文化，再仔细地分析、比较和判断。然后，形成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严格说来，在我的观点里，五、六十年代的知识根本就不要提及，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在过去那个历史背景生活过，对他们而言，从概率上来讲，五、六十年代，关于传统的知识基本为零，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他们只能从展览、出版物和各种媒体中了解到我们古代的东西。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七、八十年代的人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课程，这个课程仍然还是需要补充的，如果不补这个课，即使他们读了再多的西方书，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有更好的成绩，因为西方的书连自己都没有解决好，更不要说可以用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其实文化、艺术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很难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去安排。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如果我们真的不了解自己，我们只了解一个没有用的知识，比如了解德勒兹、德里达或者其他人，而他们在说他的话的时候，是站在特定的，不是法国就是德国，火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的知识语境、社会语境说的这个话，他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普遍的真理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不要太迷信了西方的逻辑，因为大家现在还是很迷信。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不会说西方的文化不好，或是说我们的文化好。只能是说，我们都应该去掌握，掌握了之后再想一想该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学问，这样做一定会比只掌握一部分知识要好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只学习西方文化，丢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到了今天，我们都需要这些文化，文明没有进步，文明只有变化，我们要学会利用它。不管是现状也好、未来也好，再很棒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去工作时，悟性还是很重要的，没有悟性分析再多，他们也可能不开窍。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