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布上油画 180×225 cm 2001年(画中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四导师以及当时任教务长的吴宓，此画拍出1344万元的价格。

记者：面对你在社会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许你无意于此），你是否有给自己祛魅的打算？

陈丹青：我可从未想象自己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归国十年，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

记者：对于话语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有一小点“话语权”——假使“这个东西”是指我能够发表一点言论的话——全是你们媒体上给我的。近年我在自行减少这类权力，我要省时间画画。

记者：当时査建英初见你，觉得你是一个三十出头面容俊秀的男子，侃侃而谈雄辩之至，一个作画之人，口才如此之好！这是你心中的自己吗？

陈丹青：你大概没见过真正有口才的家伙—查建英可能也见得少——我哪里算是会说话的。有些讲演我事先要花十几天准备讲稿，有些上台信口胡说，实在太差了。不过我不太在乎。差就差，人不可能装得比他自己更好。我也不知道我“心中的自己”是怎样的。我没那么自恋。

记者：“文革”记忆对你看待当下的中国起到什么作用？

陈丹青：那些记忆的作用是：“文革”的有些部分，例如严重的匮乏，例如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全盘失序，总算过去了;另一部分“文革”遗产，例如疯狂，例如人性的扭曲，例如公然的野蛮，从未终止，而且发扬光大，变本加厉：“文革”时期没人自焚，没有黑砖窑，没有小姐，没有嫖客，更没有哪个群体，尤其是官僚群体，忽然发不义之财，而且上亿。
记者：你怎样看待自己在这十年的成长？如果说有成长的话。

陈丹青：到我这岁数，什么成长不成长，只是在老下去嘛。

能活着，能画画，就是福气

记者：你在《退步集》中回顾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算是当代艺术家打捞起来的极珍贵的记忆，对比彼时和今日，艺术及艺术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

陈丹青：中国绝大部分艺术家的“存在依据”，即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别说欧美，就是印度中东南美，艺术家只是个体，没人管饭，自生自灭。成功的优秀的艺术家，全社会尊敬，差的艺术家，请便，你自己玩。

记者：你曾在纪念徐悲鸿的发言中说，他之所以为大师，是天时地利人和，亦可反推，对这个时代，你曾否生出失落？

陈丹青：不失落。我没想当大师。我居然能画到今天还在画，谢天谢地。

记者：谈及徐悲鸿时，你也曾对画家乃至艺术家的身份地位问题发表过意见，在你看来，艺术家应该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怎样的待遇和尊重？

陈丹青：真正好的艺术家，自会得到尊重—随便哪种社会，随便哪个时代—徐悲鸿当年的地位，因为“当年”，道理我已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