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已经实现了，在民主制度下，可能产生不了优秀策展人的评选概率跟中国是一样的，但至少不可能出现中国馆这种业余策展人甚至业余艺术家一再登上国家舞台的现象。在这个前提下，选出这些业余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国家馆评委的学术和道德公信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近两届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获选人，很明显连代表国家的基本水准都未达到。有人说对双年展和国家馆的批评是出于一种未被选上的嫉妒，随着当代艺术近十年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其实是否选上双年展和国家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中国的多元化的艺术生态及其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最终崛起的前景势不可挡，无非多费一些周折及其过程漫长一些而已，这不会因为当代艺术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就改变整个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艺术官员的主导下，当代艺术正在变成一种内涵空洞的国家主义游戏。这种艺术的实质是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被掏空，成为一种代表文化创新、世界先进潮流而又类似艺术设计一样的形式游戏，由于当代艺术被理解成一种没有技术和精神门槛的游戏，一些官员和老板也开始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摇身一变为当代艺术家。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艺术自身放弃了人文精神，使当代艺术变成一个没有精神深度的多媒体小资艺术。

在这种背景下，潘公凯搞装置艺术并以国家代表身份参加国家馆也就不奇怪了，他的例子反映了中国近十年的权力阶层的“通吃”现象。在国内，比潘公凯装置做得好的艺术家至少有一百位，甚至在中央美院比他做得好的老师学生也数十位，他能登上国家馆做业余水平的装置，无疑是权力在起作用。这样的国家馆竞选如何能服众？

国家馆的利益集团化和公信力下降

近十年中国的双年展及国家馆过度地以中国特色为主题，但实际上都是表面文章或者搞一些表面化的形式，这次威尼斯国家馆的“中国气味”亦是如此，在以西方作为假想观众，以迎合政治决策者为依归，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艺术思想，只有一种新国家主义的空洞口号。

这也体现在亚洲各国的大型双年展主题和策展人的选择上。比如，近十几年亚洲各国双年展舞台上欧美策展人和本国欧美籍的海外策展人轮番主演。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大型双年展热兴起于九十年代，其本来的宗旨是发出亚洲自己的声音，并扶持本土策展人。但这种宗旨很快被双年展的全球化时髦所取代，以光州双年展为代表，大量的展览资本交给欧美知名策展人操盘，本地策展人只能唱配角或没有任何机会。但欧美策展人也并未带来西方先进艺术及理念，基本上只是来亚洲“走穴”，并未真正挖掘属于亚洲自己的主题，也不可能深入亚洲基层发现真正有创造力的新一代艺术家，他们只是带了一批自己的嫡系艺术家像开演唱会式的走穴。

这样的双年展模式过去十几年在中国也出现了，并且还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官僚垄断双年展的生态结合起来，既未真正探讨过中国本身的艺术问题，也未扶持过中国本土真正优秀的策展人，围绕着双年展建立起一个利益集团，一些并不是很懂学术的“密室政治”策展人提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大而无当的学术议题。

有关威尼斯国家馆的场地并非一个问题，但却一直被大谈特谈，因为除了这种技术问题代表一种宏大情怀的表示，似乎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深入讨论了。讨论技术、组织及其宏大的中华复兴主义的议题，是所有官方策展人拿手好戏。自九十年代末以后，官方双年展和国家馆的组织与话语模式，一直扮演着当代艺术的资源操盘手的主角，这似乎也符合近十年有关各方活跃力量的需求。比如不懂艺术资本投资人、借助权力做生意的画廊主、改换旗号的艺术官僚、赶时髦的媒体记者、体制内做不好学术又渴望成功的大学知识分子、没有创造力但又想谋得大师名利的艺术家、始终想在每个阶段都占据上风的前卫运动参与者、借助中国牌崛起的西方策展人，这些人都汇聚在这样一个资本和官僚联手的双年展和国家馆旗号下，制造出一轮轮的巨型展览和全球化的艺术复兴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威尼斯中国馆已没有什么学术公信力和制度公正，国家馆只是少数利益集团制造的借此进行资本和权力资源的“圈地运动”。有些艺术家以为，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就可以获得方力钧等人当年的一展走红效果，实际上这是想错了，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将不可避免的多元化，美协、美院、国家馆的影响力将逐渐衰落，这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趋势。国家馆竞选的利益集团化和公信力的下降，标志着国家馆走向衰落的开始，它不再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艺术，而是变成了像全国美展和政府双年展一样无聊的小圈子麻将游戏。

国家馆已不再是一个学术标志，一切学术地位都是由作品本身决定的。近十年，一些水平二、三流的艺术家试图通过权力、资本和媒体营销登上万众瞩目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毁形象的行为。像天价拍卖第一、国家馆代表等，这些你的水平不配的位置，如果缺乏自知之明登上去了，其结果就是小丑化。

我相信近十年当代艺术已经很多这样的例子。现在不是徐悲鸿的时代了，权力可以起一些作用，但已经没有绝对的作用了。现在总理的房产政策都可以让媒体批评、让学者众说不一，一个小小的美术界权力垄断又有什么用呢？从这一点说，中国的美术官员实际上比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前卫性和胸怀要落后得多，因此这些年当代艺术的假大空群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批评国家馆不代表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失望，相反，中国正进入一个有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少数人可以通过权力、资本操纵艺术的公共舞台，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能阻止另一种不同声音。

2011年6月5日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