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各奖项出炉后，@陈劭雄发布微博：“当看到给艺术家Franz West颁发终身成就奖我不禁泪下。一个艺术家，有没有做好用50年、6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来赢得这片刻的掌声的思想准备?”此条微博引发了众多艺术界人士的讨论，@董冰峰说：“问题来了，在西方拿奖(体育除外)，意识着需要接受一种选择，这种我想是不是包含有一种歧义丛生的价值判断，比如说“西方目光下的中国”是一定有的。换到现在，我宁愿中国艺术家50年不拿奖或根本就拿不到，是否可以更冷静的思考一些与现实、经验、制度相关的问题。”之后，@陈劭雄回复@董冰峰：“价值观趋同是个普遍问题，双年展的模式本身就是。这种价值认同包括参与和效仿。如果不想拿奖，做得干脆些就是不参加，缺席使对方的版图永远不能完整。但是这又是一个陷阱，文化问题始终伴随着政治问题，这样就变成北韩了。我的看法是：既然参与是必须的，那么是否产生有意义的对话?”而@费大为同时回复@董冰峰：“不拿奖、不参与的态度值得赞赏，但那并不等于一定就有了冷静的思考。思考的目的是改变现实。为了改变现实，必须要参与现实。我相信改变现实需要时间，在参与中改变比不参与的改变更加实际，更加困难，也更有意义。”

争论再次陷入“中国—西方”的纠缠中，@费大为说：“‘价值观趋同’的说法对我来说有些困难。相反，我喜欢“歧义丛生”的说法。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文化，中国也是。两种歧义丛生混合在一起才有活力。”

有意思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界近来有一个趋势，那就是与八五时期主要突出反传统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在努力强调与传统再联结的价值观。”(鲁虹语)费大为在微博上贴出了他1999年写的一篇旧文，直到今天，他仍然秉持当年的看法。

我对“华人艺术”的一点思考

发表于1999年台湾《艺术家》杂志

费大为

一团云雾从天边飘来。它是否会变成翻腾震荡的雷雨云，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掀起一场狂风大雨?

一个世纪以来，"华人艺术"(如果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话)不断地向西方的"写实油画"，"现代派艺术"进军。而今天"当代艺术"又成为当前最能使艺术家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手段。

然而，当华人的艺术家们找到"当代艺术"时，他们又一次象其前辈们那样，迟到了一步。中国人学写实油画是在西方的写实油画的高潮过去之后，学现代派也是如此。当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和台湾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动"当代艺术"运动之时，西方的当代艺术高潮也已过去了。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轮廓就不再有大的变动，新的创作只是对这些基本思想的一再翻版和做一些精致化的修正。艺术进入空前的体制化的状态，创作也深受功利的影响。一个类似"南宋画院" 的局面正在形成。"当代艺术"这个容器已经盛满了水。它处在一种"开放的封闭状态"。我们是在这个已经盛满水的容器里继续浇水，还是去寻找再做一个容器的可能性?

九十年代以来，一个新的希望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多文化"的活跃。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在积极投入当代艺术的过程中，给"当代艺术 "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仅是由于在非西方世界里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也是由于出现了许多非西方的体制化组织。约汉内斯堡，台北，光州，伊斯坦布尔等很多非西方世界办起了规模不小的国际双年展，成为九十年代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华人艺术"的前途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提出来的。华人的当代艺术是象华人的写实油画，现代派那样，满足于做西方艺术的后卫和外围呢，还是可以超越这个局限，在跨文化范围内指出新的道路?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回应华人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应普遍意义上的艺术的需要。"华人艺术"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向世界提出了新的观念和方法，是否为实现这些新观念和新方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为了实现这个超越，我们必须要具备与"现成的"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方法拉开距离的能力，而这种拉开距离又往往是在投入和参与当代艺术的过程中展开的。虽然越参与并不总能帮助我们越拉开距离，但是不参与就无距离可言。我们不可能用传统的国画或者写实油画去超越当代艺术，但完全把现成的"当代艺术"奉为金科玉律也就意味着自我的消亡。我们不再能够把被现成体制和正统思想的肯定作为我们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应该去发现新的地平线。

当代艺术在西方经过一个"上升"时期以后，已经触及到了它自己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高度的标志，也意味着一种封闭。当代艺术自此(约在七十年代下半期)转向横向和多方向的发展，这就是后现代时代的到来。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艺术的演进则仍然是以垂直发展为主的(虽然他们可以从西方后现代文化中找到很多相似点)，他们是否能绕过西方当代艺术现在所面临的"天花板"，达到另一个高度呢?或者，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天花板"，而且比西方的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