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

编者按：

侯瀚如和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之间经常就各种话题展开通信对话，这些对话公开发表在媒体上。在近日候翰如致汉斯信函中，谈到具有“政治性的艺术”和“表现政治的艺术”话题。

信中，侯瀚如剖析了国际社会各层面渗透的政治因素：社会主流媒体就一些事件的报导对民众产生的误导；西方在国际上的政治强权；国内艺术市场被某些政治性符号的东西引导；艺术圈内受这些干扰太多的艺术家，仅仅是简单地用符号去“表现政治”……

这些在现今世界和艺术界发生的事件和现象，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应当有什么样的正确反映？在做出反应和行动之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文章建议我们应“从多种角度、开放地去理解“真相”；有必要弄清楚“政治性的艺术”和“表现政治的艺术”的区别”，“保持自己的道德感、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屈服于那些装点门面的行为和事件”，“迈向一个维持和共享着多样性、复杂性、相互尊敬和团结的公众参与的真正民主的空间。”

以下是信件全文翻译：

过去的三个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3月11日日本地震以及带来的核危机（新西兰、中国、缅甸等地的地震相对而言都可忽略）；与此同时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每日在播报的伴随着眼泪和鲜血的街头对抗、武装斗争。这些都在继续，引向绝对不可知的方向。此外，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丑闻事件和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这些都会对你我的将来产生影响。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巴黎的人，而且你我都是敏感倾向的人，法国的政治从道义上讲都会和我们产生关联。与此同时，龙卷风几乎摧毁了阿拉巴马州整个小镇，而中国人尽管面临着审查和压迫也在辩论三峡大坝兴建对气候的影响，和其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仍然是洪涝干旱交加。新闻报道的图片看起来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恐怕没有比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报道这些事件更富有戏剧性的了。

再来看看我们小小的艺术圈，也同样刮起了飓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时于北京首都机场被捕，这个时间刚好在沙迦双年展开幕前一点点，而沙迦双年展总监Jack Persekian因为展出一件富有争议性的作品被解雇。当然，更悲剧的是，埃及艺术家Ahmed Basiony在1月28日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于塔里克广场抗议期间身亡。

我想非常有必要就这些悲剧性的事件和卷入这些事件相关的人做些事情。当然，更为紧迫地是有必要从社会、地理、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的现实和其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电视上直播出现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图片往往带有很多对事实的扭曲和误解。然而观众却全盘接受了，观众会认为这些图片显示的就是真正的事实。这点很值得庆幸，一些来自底层信息的通过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或者其他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角度，而且主流媒体如果不用经过审查或许也能看到一些反现实。

对于这些事件的多种解释，以及一些令人困惑的报道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信息革命一方面有助于发动基层来促进社会变革甚至引起政治革命，（这一点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就是明证),以及向一些政治机构施加压力的事件（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我们有目共睹）。而另一方面，这些活动只会被主流媒体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传播此类图片通常冒着一种持续的政治偷窥的风险，这往往需要对事件更长久更深刻的接触。

从根本上来讲这很矛盾。更进一步来讲，这类事件的报道更深刻的反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觉以及他的道德感。这也是权力游戏最真实最激烈的战场。大多数人在这场游戏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圈的人们，这些人经常混淆“政治艺术”和“政治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他们总是很拥护现场直播的逻辑，相信图片反映了现场，成为图片的即时消费方，而这抹杀了一个给定的现实的复杂性，或者说更多的现实。

人们倾向于只相信某些图片，而不是复杂的现实本身。这些图片，往往是快速消费或象征图标的产物，或某些情况下标榜异议的图像。而理解现实，需要心智上的努力和道德上的约束，更需要与现实保持一个临界距离。大多数时候，人们消解的不过是真实事件（及其实地窘境）的标记或象征符号。这些标记或象征在一定程度上 ，可从知觉与情感上削弱人因看着不幸画面而引起的不由自主的内疚。同时，这种对真实不幸情境的防御，反过来又足以让图片的象征性得到维持。对图片的这种消解，可以抚慰人们的道德焦虑和同情心理，把人们从庄重的现实约定和对他人真实遭遇的惶恐中释放出来。最终，通过这种放空同情的表达，面对图片的人们甚至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

这将导向同情和对多样性的复杂度的缩减。在多样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现实的复杂性和对真实的需要。艺术，尤其是政治艺术，而非“政治游戏的艺术”因此应减少做这些只是满足了消费者想象的已经被简化了的意见书，这一类的符合大众媒体预想的图像。换句话说，一位非西方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只是出于很基础的判断，而“欣赏”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程度而已。而这进一步把“奇怪”和“他人不可理解”转化成了消费的对象，然后获得他人的“支持”尤其是主导力量，比如说来自西方的认可，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地认识自己的优势才能面对其他。这种表述正是奥奎-恩维佐所说的“自由反射”。这种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18、19世纪普遍推广批判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人权主义观念。也有人称之为“人道主义反射”，就像无国界绿色和平组织那一类机构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本能，这些组织从来不会去质疑西方人权概念中的内部矛盾，它的价值和贯穿于西方殖民和新殖民主义历史所使用的手段。最终，这类组织通过全球化的殖民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揭示一种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幻影。

近期艺术界抱着极大的热情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营救和支持正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行为方式。我个人也在释放艾未未的呼吁上签名了。原则上来讲，逮捕一个艺术家，没有出示合法的证据，仅仅是出于限制他表达的自由和非暴力的行动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讲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情况的多样性，从更宽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滥用公民的权力，我们的抗议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临界点。于是，在这里一些很关键的问题需要提出来。

现今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力求运用一切手段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就包括了对他人生活和资源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不同政治体系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最终这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行为违反了他表面上的促进开放、自由和公平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团结的破坏和粉碎了在自由竞争的名义下的公平。更糟糕的是，它开辟了这样的路径，为了追求利润和自身利益鼓励腐败，通常是不道德的。讽刺的是，像今天的中国和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在相当程度上也正与现今的全球化模型保持一致，并且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权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无论是否是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名义下，还是以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借口，他们都已开始诉诸暴力和非法律手段来控制和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通常以捍卫人权和自由为借口，西方经常会支持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作为筹码与专制的政权就一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谈判。然而，当真正的反对专制政权和经济、政治霸权的政治起义出现时，西方往往是顾虑重重而不是提供实际的支持，或者在当权者的联盟无法再持续下去时，才站出来怯怯地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卷入起义的人们最终开始与国际暴力发生直接的对抗...据此，可以看看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