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年，瓦特取得了蒸汽机专利;1778年，布拉马改进了抽水马桶;1783年，蒙戈尔费埃兄弟第一次乘热气球俯瞰大地。18世纪如此多娇，世界大不同，不久后，欧洲的大街小巷就被煤气灯和启蒙运动照得通明。

尽管巴黎的贵妇还在指望向拿破仑卖弄风骚能捞到好处，被国王摸摸脑袋病就好了的传言却不再流行了。伏尔泰成了新的救世主，他在费尔奈组成了自己的“小朝廷”，维护信教自由，解救那些被偏见所伤的受害者。

《剑桥艺术史》中这样描绘生活在启蒙时代的人们：“他们硬邦邦地坐在肖像画里，衣服裹得紧紧的，男人压在三角帽和绣花背心里，女人装在鲸骨裙和胸衣中……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时代出现之前，他们比任何社会的人都更少受到性的束缚和社会的禁忌。”

那个时候，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家形象是以一种充满了不切实际幻想的面貌出现的，与主流社会不搭调，却十分“有戏”。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是搞艺术的，诺迪埃的夏尔也是画家。这些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家”红极一时，常被制成彩色肖像和小雕塑，摆在小酒馆的当眼处。

而现实中，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18世纪的画家们虽说针尖对麦芒，却出奇一致地不再囿于宗教故事和宫廷生活了，谁叫教会和王室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赞助人了呢。他们不再用前人的方式忠于事实，比例和布局固然还在那里，画家却有一套自己的度量衡。个人的感情和意志溢于纸面，因此大卫笔下的拿破仑才会那样高大，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大屠杀才会那样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