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方法论如此重要，我们便有必要从方法角度来描述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由于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艺术研究的方法如此相通，我们便有必要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观照艺术研究的方法。且看两位西方当代学者的方法论教学专著，《艺术史研究方法导论》[4]，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12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现代艺术批评的历史叙述，从黑格尔讲到形式主义，从图像学讲到马克思主义。第二部分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转入后现代和文化研究，专注于当代批评的主要方法，计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后殖民理论。实际上，这四大方法，不仅是当代视觉艺术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今日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以这四大方法为基础。当然，传媒理论、商品消费、全球化及本土化理论也为今日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在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中，现代图像学是一种解读图像的具体操作方法，由潘诺夫斯基在20世纪前期发展起来，而当代图像学则不局限于解读，它涉及了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者，也超越了视觉艺术研究。可以这样说，当代图像学是今日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中心。

三、图像理论的演进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是现代图像学的代表，专注于图像解读，其读法有三个层次或步骤[5]。第一层为“前图像志”(pre-iconographical level)，旨在辨认并描述艺术作品里的图像，例如解读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首先便要辨认出画中有十三人沿桌就餐。此一解读，依据一般的生活经验，不需要专门知识。

第二层次为“图像志”(iconographical level)，解读图像所再现的故事，例如十三人就餐的画面，再现了圣经福音书中耶稣与众门徒的最后一次晚餐，隐藏着背叛与出卖的暗示。这一层次的解读，要求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知识。

第三层次是图像学(iconology)，解读画中图像的引申意义，探讨具体作品与当时文化语境的关系。例如，《最后的晚餐》透露了达芬奇的个性、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的文化成就、时人的宗教态度等等。潘诺夫斯基称这些为作品的综合性象征价值，具有普遍意义和文化共性。

在这三层解读之后，潘诺夫斯基还有个求证的步骤，称“纠偏之举”(corrective measure)，旨在确认他对作品之象征价值的判断。例如他对德国画家丢勒作品的解读，就引入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以求证解读无误。

对艺术图像的多层次解读，构成了潘氏图像学理论的体系。虽然潘诺夫斯基也涉及图像的认识价值和本体意义，但在大体上说，他的现代图像学是一个关于读图方法的体系。

到20世纪后期，学者们超越潘氏方法论，致力于建设当代图像学，其代表性理论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歇尔(W.J. Thomas Mitchell)。早在70-80年代，米歇尔就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进行了挑战，他以“图像转向”为号召，力图使图像研究成为后现代以来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致力于完善当代图像理论的体系。

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涉及三个关键词，颇能说明“图像转向”及当代图像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潘诺夫斯基的iconology，用以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宗教艺术的阐释。第二个是普通词汇picture，以其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具有后现代之平民化色彩，这不仅是对潘氏术语的颠覆，也是对其图像学理论的颠覆。第三个是image，涉及当代图像学之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米歇尔用比较的方法来阐说他对图像本体的认识：一个picture就如一张画片，可以用电脑软件来修改，也可以涂毁，但画片上的原初图像image却无法被改变或涂毁，因为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如以数码方式而存在并传播。也就是说，picture指图像的物理(physical)特征，而image则是原初图像本身，超越了物理特征，以基因密码的方式存在着。

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关注image怎样显现为picture，关注image所携带的信息，以及image经过了加工或人为的扭曲而成为picture后，这picture所具有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功能。在此，米歇尔对图像的认识和解释，涉及到柏拉图的“理式”概念，以及理式与摹本的关系，为图像的“再现”概念留下了伏笔。

我们不难理解，任何图像一旦经过传播，无论是image还是picture，都会失真。传播是一个大规模复制并散发的过程，处于传播之一端的图像，与原初图像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使复制和传播的图像失去了它原初的语境。图像携带的原初信息，在相当程度上被其语境所制约，一个失去了自身时空语境的图像，只能是一个失真的图像，这就像本雅明所言，失去了该图像产生时的“光晕”(aura)。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传播图像，都是无根漂浮，没有原初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