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伤的原因很复杂 2011-08-04 13:18:22 来源:美术观察 作者:段炼 点击:
觉叙事是借助视觉性和视觉化来进行叙事活动。视觉性(visuality)指事物或事件的可见性,视觉化(visualization)则是是这一事物和事件变得可见的过程和方式。

三、情景再现:此在与彼在的历史重演

 

由上观之,尽管画框结构可以层层相套,但仍是一种形式,是“说什么”的框架,属于“怎么说”的范畴,关涉各结构要素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叙事话语是一个关于结构的概念,但它涉及“怎么说”和“说什么”二者,其关系揭示了视觉叙事的深层结构。在这方面,英国BBC广播公司近年推出的西蒙·谢玛(Simon Schama)主讲的教育文献影片《艺术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样本,且以情景再现为叙事话语的范例。在这套系列片中,谢玛的“说什么”涉及影片所再现的历史情景,而“怎么说”则涉及历史情景的再现及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由表层结构揭示深层结构的关系,此乃叙事话语的要义。

 

在编排体例上,谢玛的影片与詹纳兹扎克的《讲述故事》相似,二者均由多部短片构成,各短片相对独立。但是,詹纳兹扎克以单幅绘画为每部短片的讨论中心,而谢玛则以单个画家为讨论中心。一个画家的作品不止一幅,于是谢玛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话语便相对多样化,尤长于从心理和传纪的角度来阐释画家,讲解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对应于“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画(对应于“怎么说”)。

 

按照叙事学研究者米可·鲍尔的说法,所谓叙事话语既是所述故事的中心内容,也涉叙事者的叙事处所[4],即本文所说的画框外与画框内的叙事位置,这两个处所的关系就是结构。在画框外,是叙事者于此时此地进行叙事的时空位置,可称“此在”;所述之事在画框之内,是彼时彼地所发生之事的时空位置,可称“彼在”,叙事者于必要之时可引领读者或观众跨越时空,由此在前往彼在。叙事者在画框内外的彼此穿梭,引出了当代叙事学理论的“情景再现”之说。这一概念借自历史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前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形式主义艺术史学家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的“重演”(re-enactment)理论。照科林伍德的说法,所谓重演,就是重新体验过去,指历史研究者让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自己的大脑中复活,将“彼在”的历史事件抓取过来,到“此在”来重新演出[5]。但是科林伍德并未言及相反的情形,他只是将过去抓往现在,而不是从现在溯游到过去。一般说来,科林伍德的重演方法虽属历史哲学,但感性多于理性,恐有学术逻辑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一方法影响较大,当代学者便力图确认其逻辑性。[6]尽管《艺术的力量》是探索问题的,但毕竟是影视作品,而非学术论文,所以其情景再现的重演方法,便有了超越时空秩序的自由,而无逻辑漏洞之虞。

 

这就是谢玛的叙事行为在此在与彼在之间来回穿梭,使二者界线模糊,不易分开。在此,所谓情景再现,既是将彼在的历史情景抓取到此在来再现,也是将此在的观众带往彼在的时空去观看再现的情景,更是二者间的模糊时空。于是,叙事者的时空处所,便不得不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

 

《艺术的力量》第一集《卡拉瓦乔》,探讨意大利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著名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绘画中的血腥暴力问题。叙事者谢玛为自己选定了两个位置:画框外的此在和画框内的彼在。就前者而言,谢玛在画框外向观众讲述画框内的往日绘画,讲述绘画产生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讲述画家的生平故事和当时的艺术史实。就后者而言,谢玛从从画框外进入画框内,从彼在的视角向此在的电视观众讲述彼在的故事。于是,他复活了卡拉瓦乔,雇请演员像演电影一样重演卡拉瓦乔的故事,既给了卡拉瓦奇以自述和独白的机会,也让卡拉瓦乔与别人对话。此时,谢玛既在画框内的舞台上重演历史事件,也在画框外配以叙事者的旁白,将画框内的彼在同画框外的此在贯通了起来。

 

就情景再现的画面而言,谢玛在画框内重演了静止图像与活动图像两种画面。那静止图像是卡拉瓦乔的绘画作品,无论是在此在的美术馆、画廊还是教堂里,作品本身总是静止不动的,但作品所在的环境却可能是活动的。这既是叙事者在此在环境里的活动,也是另一时空里画家在彼在环境里的活动,二者贯通起来使静止的图像有了活动的语境。所谓活动图像,就是以拍摄电影的方式重演卡拉瓦乔的故事,这是历史事件的再现,与电影一样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同时,活动图像也指谢玛本人在画框外的叙事行为,这一行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画框作为此在与彼在之区别的时空参照,而且还在于利用旁白来跨越时空、出入画框,将此在与彼在贯通起来,这是旁白的叙事功能。

 

这就是说,叙事者有此在与彼在两个处所,即两个时空不同的叙事位置。在画框之外,谢玛从影片起头就开始叙述,多数时候他出现在屏幕上,有时也离开屏幕,使自己的叙述成为旁白。然而在画框之内,无论是讲解绘画作品,还是讲述画家的故事,例如画家的暴虐脾气之类,叙述者多数时候并未出现在屏幕上,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要么是画作,要么是所述的故事,即重演的事件,例如画家在画室里让模特们摆出动作以便作画,或挥剑与人决斗。但是,即便在画框之内,谢玛的叙述(旁白)也未停止,而且与画框之外的叙述相互承续,其间并无断裂。叙事话语的这种连续性,打破了画框内和画框外的界限,使此在与彼在间的穿梭得以实现,这是《艺术的力量》借画框式叙事结构来进行情景再现的话语方式。

 

《艺术的力量》一至五集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的艺术家,也即古代大师,因资料的搜集情形大同小异,故谢玛对叙事话语的处理也大体相似。但自第六集《梵高》起,由于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的相对充足,谢玛探讨19世纪末期的后印象派画家梵高时,便于此在与彼在的关系上采用了新方式:叙事者与被叙述者进行对话。第一种方式可称直接对话,利用画面的剪辑和穿插来使此在的谢玛与彼在的梵高接上话茬,仿佛二人在跨时空交谈,但并无真正的对视和顾盼,盖因二人不在同一画面上。第二种是间接对话,二人身处不同时空,未直接交谈,但他们的话题却是相同或相通的,虽然各说各话,却有一呼一应的效果。第三种是话题的延续,即一人引起某一话题,另一人续谈这一话题。第四种是话题的阐释,例如梵高在影片中谈及某一话题,镜头一转,谢玛出面解释这一话题;或是谢玛提出一个观点,然后镜头转向梵高,由他的独白来做注解。

 

谢玛利用此在与彼在的关系来进行情景再现,还采用了其他形式的视觉叙事。到了20世纪,随着电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要达到情景再现或历史重演的目的已容易多了,叙事者可以利用彼时彼地的影像文献。在《艺术的力量》第七集《毕加索》中,为了讲解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的历史背景,谢玛借用了西班牙内战时期之电影纪录片的片段,用真实的影像材料,而不是想象的虚构图像,来再现了希特勒德国的轰炸机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的狂轰滥炸。同时,谢玛还借用了毕加索的摄影家女友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所拍摄的大量摄影作品,再现了这位画家在巴黎画室里绘制《格尔尼卡》的情形。在此,无论是活动的纪录片还是静止的照片,都以历史文献的方式来达到了情景再现的目的,而不是以想象或虚构的方式来进行历史重演。

 

在第八集《罗斯科》中,由于叙事者与被叙述的画家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于是此在与彼在的关系便在时间上被拉近了,而空间距离也相应易于跨越。尽管罗斯科死于1970年,比拍摄《艺术的力量》早了30多年,但谢玛仍采用了并置和重叠的叙事话语,以便使此在的叙事者、电视观众与彼在的画家、画作相沟通。影片开始时有一个片段,叙事者谢玛来到伦敦的泰特美术馆,走向罗斯科的作品,边走边作解说。这时,一个简单的蒙太奇手法,即从谢玛切换到了由演员扮演的罗斯科,他也正在泰特画廊里走向自己的作品,也一样边走边讲自己的艺术。此处的并置是时间上不同图像的交替出现,而不是空间上不同画面的同时展示。这是活动图像之并置与静止图像之并置的不同。但是,并置的功能在此并未改变,这就是贯通此在与彼在。

 

以上讨论所用的术语“此在”与“彼在”,是借自当代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概念,可追溯到德国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象学与阐释学。关于沟通此在与彼在,英国当代批评理论家汉米尔顿用语言交流来做比方,说是并非要去寻找一种彼时彼地和此时此地大家都懂得的“宇宙语”,也不仅仅需要彼时彼地的词典和语法书,而更主要的是要对彼时彼地的语言行为进行稠密描述[7]。照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说法,任何一物都构成另一物的语境,我们只能在语言行为的语境中才能理解语言的含义。情景再现不仅是重演画家在彼时彼地做了什么,而且更是提供彼时彼地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以便我们理解某位画家为什么要画那样的画,以及为什么要那样画。

 

[1] Whitney Davis, A General Theory of Visu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

 

[2]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140. 汉译参考了叶舒宪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3] Robert Scholes,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New Haven: University of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65, p.118.

 

[4]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rd edition, 2009, pp.166-7.

 

[5] R.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82-3.

 

[6] Rex Mart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77-2000, p.150.

 

[7]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54.

 

本文发表于北京《美术观察》2011年第8期,是笔者目前正撰写的专著《视觉文化研究导论》中的一章,即将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


【编辑:成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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