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中的真相解读

政治波普是在借助政治题材中的符号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讽喻，这种政治题材更多的指的是文革中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毛主席接接见红卫兵)，或典型的政治语言(比如大字报)。因为这种符号或者语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被人们广泛熟知，在作品中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就能被老百姓所接受，有极强的群众基础。借助这些符号并加入一些艺术化的语言输入，很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希望能更多得满足政治需求，在阶级统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艺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一直到文革期间，甚至是后来的80年代，艺术家在创作表达时都以歌颂似的宏大背景题材为主，主题鲜明，色彩艳丽，政治人物被放大、夸张。那时候的艺术家仿佛扮演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的角色，用俯瞰的角度在审视整个现实社会。到了90年代以后一切就大不一样了，社会实现了由政治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信息化和商业化的大潮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此时艺术家才开始审视现实，关注个体的现实生活，绘画的题材也从以前的大背景转换到了现实生活的小世界，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可以入画。艺术家真正开始放下架子，以一个平视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一切，关注人们生活的改变，关注人们的心理变化，用画笔记录时代的变迁。

这个时候的现实思考，给波普创造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以往那种在文革期间甚至更早时期的政治符号被再次提及，既然要回归现实生活，自然也应包括曾经高大辉煌、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形象，把他们从神化的舞台中请到现实生活中，和大众一样被消费、调侃、娱乐。而那些曾经阶级意识很强的标语和题词也被拿来被消解，回到现实的真相中。总的来说，这种波普是一种理念提升和社会进步，人作为个体的意识被加强，生活化的气息被重新得以确认。

特定语境下的现实批判

纵观30年来的美术史发展，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星星画会”、“85新潮”、“89现代艺术大展”、“92年广州双年展”……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理念提升与实践飞越，在一次次检阅中艺术践行了它的真谛，这种种的艺术运动，种种的艺术主张，都是在艺术史内部，是艺术史内部问题的社会化、国际化。诸如抽象美与具象美，抽象与写实，理性绘画与达达主义，三七二十一与充气主义，以及1989年艺术大展之时的“枪击事件”，种种反对中国教条的现实主义的方式被艺术用于写实主义，抛开了庸俗社会学当中艺术所充当政治插图，而进一步从艺术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强调审美，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所以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时刻通过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去强化艺术自身的自主性、自律性和独立性，还原艺术作为独立的不受任何禁锢的人性与社会的良知见证的本色，从更深的层次、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表现艺术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

1992的广州艺术双年展以后，“波普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它成了当时最为主流、最为前卫、最容易被人所聚焦的文化艺术现象。这里潜含着一个最为根本的意义，那就是：波普艺术的流行实际上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它把我们从新中国以来艺术社会学所没有表达、不敢表达或者欠缺表达的东西给补了回来，所不同的是：过去艺术往往是完全为政治服务，缺乏自我表达，更谈不上艺术在政治形态之外的其它功能，而现在艺术除了表达自己的审美价值之外，更多体现了对社会政治形态的“干预作用”， 艺术在反映现实，表达社会批判性方面又更近了一步，艺术的社会价值得到一步发挥。

在这种特定语境下艺术的个性得到了更多的彰显，随着艺术自主性、纪律性、独立性的提升，艺术的自由化以及人们对艺术认知的增加，艺术家价值观和个人素养的不断提高，这一切都使得艺术的现实批判性更为增强，特别是政治波普。任何一个时代，有政治就会有调侃似的波普，政治不会过时，波普也不会过时。这种波普所蕴含的批判性会在借助一些政治符号的同时得以发挥，它对社会的“干预作用”也会仍然存在。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深化，这种对政治符号的挪用和借用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艺术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会得到更大的体现。之所以描述这样的一个现实背景，意在于强调这种现实批判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家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身边的现实社会发难，表达某种对政治意味的反讽与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与反讽似乎是在加剧我们所处世界的社会矛盾，但实际上，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和社会民主自由化的提高，艺术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表达力，政治也希望借助艺术的反讽与批判更好的找到不足，取得进步。艺术与政治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二者相互借助、互为统一的良性互动。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