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 布面油画. 1972年

H.-N.J：为什么30岁和40岁这两代都一样的同时使用多种媒介？

希克：艺术家如果不想重复自己，就必须不断创新，因此面临着很重的创新压力。而用另一种媒介来进行表达，既可以不重复自我，又更加简单。这通常也是一种逃避现实主义⋯⋯

H.-N.J：关于复制，中国人被指责为抄袭者，而不是原创艺术家。但不为人所知的是，复制在中国的含义与西方人大有不同。

希克：也许有个例子能很好的进行说明：中国人直到1990年代才进入消费社会，而西方艺术家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他们比西方晚了很久才接触这个题目，并找到相应的语言并进行艺术创作。通常他们对西方前辈并不了解，对此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阐述：因为在1990年代才出现了西方1960年代消费社会相应的社会环境，那么中国人因此就是抄袭者？除此之外，在亚洲人的观念中，复制也反映了智力水平：中国最优秀的人完全独立自主的对命题进行研究。第三和第四优秀的人则一直复制，正如在其他所有文化一样。此外，复制还是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的训练方法。只有经过百遍的重复，才能领会到大师的感悟。这是后来发展自己感悟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艺术家们还是开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现实角度。在同一个问题阐述上，他们大多会采用与我们的艺术家完全不同的方法。这种视角是中国特有的，无论在分析上还是感受上。因此，即使是同样的起始点，经常也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而这，与不同的外在和内在生活方式相关，与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传统相关。

H.-N.J：真不可思议，你总能一次举出一到两个例子来。

希克：中国传统艺术及其不可思议的符号、形式和遗迹都为当代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修饰手法和构建当代命题的可能性。而这些都是我们的艺术家所没有的。

H.-N.J：坦率的讲，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去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呢？

希克：当时的中国对西方世界而言，是不可知的谜，而我正年轻，也很有冒险精神。很难有机会去到那个国家。当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段多么神奇的经历。不得不说，中国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我被深深的吸引了。现在很难想象这点，因为现在谁都可以自由前往了。后来我做大使也是类似的原因，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一个热情的中国人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位，兼管与朝鲜和蒙古的外交。当时瑞士希望能和朝鲜这个封闭的国家建立联系，这也是大使的工作。如果换作别的地方，我就不会接受大使这份工作了。对中国而言，瑞士是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相当重要。而经济利益在中国占首要地位，故而对瑞士也很尊重。我们共同实现了在西藏的项目，除我们之外中国并没有让别的国家参与。我们为藏医提供培训，找寻到最后一批藏医教授。我们从30个村庄里挑选出了最聪明的人，将他们培训成为医生。

H.-N.J：你是如何获取你的相关知识的呢？

希克：通过我的不同的工作。中国一直都是我认知的重要来源。我一直都在在研究这个国度，先是从经济方面，与完全不同的各种人接触过，从工厂工人到中国主席。作为第一个老外，我阅读书本并观察中国企业内部。虽然与外国有长期的许可关系，但是没有参股关系。然后我又从政治、外交方面研究中国，再最后是当代艺术。我找寻成百上千的艺术家，欣赏他们的画作，与他们进行交谈。而这些对于中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没有官方许可他们不能旅行，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当时的主流对当代艺术完全没有兴趣。我接触到了最单纯的中国关系，通常外国人总是被排除在外的。记不清我爬过多少后院楼梯进入到艺术家们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包含卧室、厨房和休息室的独立空间。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我在中国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改建和中国精神

H.-N.J：跟今天相比，你第一次到访时的北京建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有什么不同？

希克：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长年与世隔绝的独立生态环境，缺乏建筑活动，没有新的东西，还留存着大面积的老北京胡同，这些老胡同并不能代表经济活动。大街上空空的，没有汽车，都是自行车。无论男人女人，都穿着蓝色或绿色的衣服。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是难以想象的，没有首饰或者化妆品。任何一点和别人外表上的不一样都是不被允许的。我还记得当时的一部政府条例，只允许五种样子的烫发。总之，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由于没有规定退休年龄，重要职位都被年纪大的人占据着，直到身体条件不再允许。那个时候开始对四人帮的指责，一切都是他们的责任。甚至公车晚到也是四人帮的过错。整个氛围都充斥着意识形态，仍旧被文化大革命所影响，人们都从什么主义的视角来进行表述。今天的整个风向都完全转变了，在私底下你可以对所有方面进行讨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差别。这听起来很像悖论，但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