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是对自我的阐释

商报：2006年，您从美国回到北京生活，回国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

马可鲁：其实很简单，我早就想回到国内，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长了就想换换环境。我不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在我出国前就是这样。同时，在美国的艺术家，包括美术艺术家在内，很多人都是在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在美国，没有像国内如此庞大的职业艺术家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在我租住的艺术工作室中，有很多工作室都已出租给艺术家，但平常这些工作室几乎都是空闲着的，艺术家们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维持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我发现美国艺术家在中年以前没有多少渴望成名的野心，他们创作的装置作品在市场中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问津，但他们还是安心于创作，非常朴实。

商报：您开始创作抽象绘画的时间很早，那时国内抽象绘画还是件新生事物，您为何从风景创作转变为抽象绘画？

马可鲁：上世纪70年代的写生对象基本都是风景，但我们在写生中加入了语言的探索，这有别于学院中的风景习作，其中体现出很多学术含量，那时的想法与社会现实主义创作完全不同。当然，在上世纪70年代时，看不到很多作品的原作，只看过一些画册，但这些画册的作用巨大。我认为，当时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很认真，甚至缺乏幽默感，而作品画面中却异常“干净”，大家都在寻求一种完美。

那时，虽然抽象绘画并没有现在这样普遍，但我在创作中想体现一种社会变现性的东西，让社会情趣变得更加强烈，此时转向抽象绘画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转变。抽象绘画创作时做足“减法”，表现更为直接，在画面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视觉震撼力。

商报：在国内，您当时是第一批创作抽象绘画的艺术家，此后为何选择去美国？

马可鲁：上世纪70年代，凯鲁亚克创作的《在路上》是我们的“圣经”。此后，与我要好的艺术家张伟、朱金石陆续去了美国、德国，而其他好友也陆续出国，因此我也赶上了“出国潮”的潮流，先去欧洲，然后到了纽约，与张伟住在纽约东村。在美国，我有时间和机会接触到更多抽象绘画，逐渐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随着创作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只是成为纽约众多抽象画家中的一员而已。此时，我开始思考文化身份问题，我是谁？我的创作应该是怎样的？实际上，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作品，符合我理想中艺术创作的思路，例如“八大山人”的作品，在国内时我对这些作品就很尊重，这才是我要寻找的。

商报：对于文化身份的思考最终导致您“八大系列”作品的出现？

马可鲁：是的，在创作“八大系列”作品后，很多人都说我是在打中国牌，其实对中国传统艺术我是非常恭敬的。虽然我不是传统画家，但我有20年写生绘画的经验，如何将其放入绘画中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不希望用西方美学理论去解读“八大系列”作品，我所运用的语汇还是中国美学的体验方式，只是工具和材料不同而已。

商报：近期，您作品中的用色变得很鲜亮，为何出现这样的转变？

马可鲁：这与儿子的去世有直接关系。儿子去世后，我想用他喜欢的颜色创作作品，这些鲜亮的颜色都是他所喜欢的。

商报记者 刘洋